高山大海，是动物彼此沟通交流的最大障碍，一旦一个物种被分割成几个互不联系的种群，它们很容易形成各自与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特征，出现若干彼此各异的新的种群，这是新种形成，生物进化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其实在生物进化中，还有一些是看似无形的阻隔，这就是生态隔离，它与地理隔离一样有效，足以使两个相近的种群不发生联系，甚至在同一个水域中，如滇池中的2种白色、泸沽湖的3种裂腹鱼、洱海的5种鲤鱼， 它们都受制于一堵看不见的生态墙的堵截，而各自独立生存和发展。
由于水域的生态隔离是看不见的，特别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因而对这种现象难免带上一些神秘的色彩，并附会一些神话和传说。就拿云南澄江的抚仙湖和江川的星云湖来说，连通两她的隔河中段的河畔上竖立着一块巨大嶙峋的石灰岩，镌刻有“界鱼石”三个大字，它作为两湖相交，鱼不往来这一特异现象的见证。古往今来，有关“界鱼石”的传说很多，由于科学的滞后，人们对这一奇特的自然现象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传说中难免带有神化“界鱼石”的色彩，似乎两湖鱼类不相往来，就是由于“界鱼石”的明令禁止，有的已作为地方风物收入史册，如明嘉靖年间编撰的《正德云南志》中记有：星云湖周围80余里，鱼利甚富，有界鱼石谓之“海门”，湖水东流5里入抚仙湖，两湖鱼形有异，不相往来。不过，不同史册对这种现象记载着相同的内容有二：其一是星 云湖和抚仙湖的鱼类各自独立不相交混；其二是只提抚仙湖的鱼和星云湖的大头鲤，这是因为这两种鱼类分别为该两湖的特有或主产的名优鱼类，各自代表抚仙湖25种、星云湖15种鱼类，互不相交，互不往来的自然景观，“界鱼石”只是先民观察到一种自然现象的总结，是先有现象，后才有“界鱼石”的石刻而绝非有了“界鱼石”，鱼才不相往来。那么为何两湖相通，鱼又不往来呢?
抚仙湖是晚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形成的断陷盆地，积水成湖。那时候，抚仙和星云本是一个湖泊，它与北面的杨林海、阳宗海，南面的杞麓湖像穿在同一根线上的珠子，组成一个近南北向的湖泊带。
理所当然，它们拥有相同的鱼类区系。后来，在东西方向断裂运动推移下；隔河地段隆起，星云地带向西移动，抚仙、星云这串珠子开始解体。全新世早期，即大约1．2万年前，古湖面高出今湖面30米—40米，那时的湖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湖泊的北界达到澄江县城以北，比现在湖岸线向北扩展6公里—7公里，南界达到路居镇以南，向南延伸3公里左右，西边沿牛摩村古通道与星云湖相连，形成包括古星云湖在内的古抚仙湖，面积接近350平方公里，属全新世早期的大湖面阶段。
湖水不深，两湖鱼类尚未隔离，虽然湖基已经分开，两湖仍保留了一个很宽的过水通道。随着地质活动的影响，水位急剧下降，位于现在界鱼石附近的山丘，露出水面，只残存一条小河——隔河。水位继续下降，隔河经过几次的疏浚，才保持着抚仙和星云两湖的联系。在抚仙和星云两湖分离的初始阶段，两湖仍然保持着相同或相近的鱼类组成。不料，两湖竟然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了形态各异、水质理化特征截然不同的两个湖泊。从此，鱼类随着湖泊的变迁，也在俏俏地演绎着一场看不见的革命，这就是鱼类的适应性演化。分离后抚仙湖每年大约以7厘米的速度下沉，久而久之，便成为深水湖，最大水深达155米，透明度12．5米，水生生物量贫乏，为贫营养湖；相反的星云湖下沉缓慢，下沉速率低于沉积的速率，已进入老年期。
最大水深12米，透明度约为1米，湖底平坦，水质肥沃，为富营养型湖泊。被分隔到两湖的鱼类，适应不了湖泊环境变迁的一部分鱼类灭绝了，而大部分鱼类伴随湖泊环境的变迁，发生适应性的变异，各自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形成以湖泊为单元的区域性种类。它们有着相同的祖先，演化出形态和生态各不相同的种类，这就成为两湖鱼类互不往来的内在因素。
同一个湖泊中鱼类的演化和发展并非齐头并进，通常一山不能有二虎，繁衍成功的和较成功的只有1种—2种。抚仙湖中主宰鱼类世界的是康良鱼，星云湖中的就是大头鲤，它们分别是两湖的主产。绕组鱼喜清澄水质，开阔水域，它与星云湖内的星云白鱼有着最近的共同祖先；大头鲤则喜活动于水质肥沃，浮游生物丰富的水域，它与抚仙湖中的杞麓鲤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对各自湖泊环境有着高度的适应性和依赖性，一旦离乡背井与毗邻湖泊的鱼类交混，更不可能有如此繁盛的种族，包不可能演化出两个亲缘极近内物种。抚仙湖环境多样，鱼类种类较多，共有25种；星云湖的环境相对单一，只有色类15种，两湖相同的种类有11种，只分布于抚仙湖而不见于星云湖的有14种，只分布于星云湖而不见于抚仙湖的有4种，两湖鱼类组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反映了两湖地质变迁的历史，两湖相同的种类，预示着两湖的渊源关系，两湖的相异种，又是它们分离的见证。
由此可见，鱼类的渊源也反映湖泊历史的变迁。人在自然探索中，总是有所发现，有所进步。“界鱼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那是我们祖先融于自然，认识自然，发现自然界中两湖鱼类互不往来现象的一种记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