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的第一个王国——庄蹻开滇 公元前300多年，滇池沿岸附近，阳光灿烂，空气湿润，树林遮天蔽日，土地肥沃宽广，出产丰饶富足。但由于地处中国西南边睡红土高原上，受重重大山的阻隔，与外界交往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焚人、羌人等土著民族在此繁衍生息，社会形态仍处于原始部落时期，生产生活方式主要靠采集、狩猎、捕鱼……
当时地广人稀的滇地范围内，有两个部落势力最强，一个是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池部落(即现在的晋宁、昆明一带)，一个是以洱海为中心的昆明部落(即现在的大理一带)。史料记载，“昆明”一词，原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名字，该部落迁徒到哪里，该地方就叫“昆明”，所以历史上云南就有五个地方叫昆明，当时的昆明并非现在的昆明地区。那时大大小小的部落，同属西南夷地，在行政区域上，还未归属中原，中原的历史文化，还难与这里交流。
战国末期，中原七国争雄，硝烟四起。日渐强盛的秦国，并吞他国的野心勃勃。为了扩大疆土，增强实力，与秦抗衡，楚国威王决定，以楚为后盾，派兵南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略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欲定西南夷属楚国之领地。大约公元前286年前后，年轻将领庄蹻领命后，告别家乡父老，带着数万军队，从楚国(今湖南一带)启程，出湘鄂，顺着滔滔长江逆流而上，一路上所向披靡，以武力平定了湘鄂无数大小地方。进入山高谷深的金沙江后，又平定了巴、蜀、黔西地区(即今四川、贵州一带)。继而进入黔蜀之南梁州一带(即今滇东北地区川、滇交界处)。
在梁州，庄蹻受到了当地土著的袭击。据考，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在五莲峰山下长江支流朱提江天险石门关，即今昭通大关县境内。当时，当地土著人看到从未见过的干军万马从朱提江涌入，吓得惊惶失措，纷纷拿起弩箭、长矛、进行英勇阻击。石门关是“一夫守关，万夫莫敌”的天险，陡峭的石壁夹住奔腾咆哮的江水，头上苍鹰盘旋，脚下雾气横流，峡谷深不见底，唯一能走的那条窄窄的山道已被持弩箭的土人把守。中原的士兵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有些惊魂不定了。但庄蹻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将军，凭着他的谋略和指挥得当，最终击败土著人，突破了天险。这一仗的胜利，打开了庄蹻进入滇中的门户。从此后，庄蹻沿着渺无人迹的野兽来往之路，长驱直入，直插滇中。
数月后，庄蹻来到滇池边，“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与滇池附近的部落展开激战。当时势力颇强的滇池部落，联合起附近大小部落，采取设伏、夜袭等方式，总想把庄矫赶走。庄蹻四面出击，八方征讨，终以武力平定了诸部落的抵抗，在滇池沿岸扎下营盘；滇池一带素来气候温和，水草肥美，物产丰富，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特别是对于长途跋涉，一路征战的庄蹻军队来说，更是理想的休整之地。庄蹻下令全军将士在此驻扎，以养精蓄锐，补充粮草，准备再战。数月后，庄蹻以滇池为中心，开始四面征讨，先以威振苍山、洱海一仗，平定昆明部落，后又行军东讨，平定今曲靖一带……不久，滇中、滇西、滇东、滇东北等数千里之地，一一纳入庄蹻麾下，庄蹻终于将其“以兵威定属楚。”(《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功告成后，庄蹻下令班师回楚。离乡背井数年的将士们，欣喜若狂，他们恨不得长上双翅，眨眼间飞回故土。
风尘滚滚，帅旗飘飘。庄蹻率军离开滇池，循着来时入滇的山道，出石门关，来到金沙江边。正当他即将上船渡金沙江时，传来消息：就在庄蹻离开楚国，一路连续征战，所向披靡时，秦国军队也紧随其后，讨伐而来。曾被庄蹻平定了的巴、蜀、黔西地区，又被秦军夺取。庄蹻数万余众，归途无路。“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楚两国，力量悬殊，拼杀不能，央求不可。无奈中，庄蹻率军返回滇中，打算等待时机再走，一面遣将秘密回楚票报威王。可是音讯杳无，就连遣去的数名将领是否到了楚国都无从知晓，相反，得到的都是秦国日益强盛，楚国日渐可危的消息。
庄蹻所率将士，出门已经数年，长期征战劳累，今又归途受阻，实在是再经不住折腾了，眼见回楚无望，庄蹻只好忍痛下令：“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是说，全军将士都穿上当地民族服饰，随当地民族风俗，做当地民族百姓，与当地民族同耕，在当地民族中自食其力。
庄蹻，身为万率之将，又为楚威王未婚女婿(庄蹻的出身，据考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庄蹻出身于穷苦人家，理由是“蹻”为“足”旁，表示打赤脚，是为穷苦出身。另一种观点认为：战国时期，奴隶制仍盛行，穷苦人不可能当将军，其实是贵族出身。“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史记•西南夷列传》)并为楚威王未婚女婿。本文取后一种观点)，当年，威风凛凛，豪情满怀，受命威王，辞别未婚妻，一路所向披靡，一身风光荣耀，今日落难，身陷异地而不能自拔，只有仰天长长叹。
时光荏苒。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庄蹻的数万大军，已不是当年持矛执戟的战土，而成了地道的百姓。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数量最多到达滇中的中原人，也是第一批较大规模在滇中传播中原文化的使者。他们把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冶炼技术、农作物耕作技术、建筑艺术等带进了滇中，有效地推动了滇中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滇池部落一度繁荣起来，物产富庶，衣食丰足，势力不断扩大。随着滇池部落的兴盛繁荣，庄蹻的名声也日益深人人心，成为部落王。“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
此时的秦国，不但加快了统一中原七国的步伐，而且亦不放过任何一片可置于领土的土地。就在他们占领巴、蜀、黔西后，又开始抢占滇中。秦军一边前进，一边修筑从川滇交界的焚道(今四川宜宾)到味县(今曲靖市)的道路，即时称的“五尺道”。以庄蹻为首领的滇池部落，这时经济发达、土地辽阔、兵马强盛。当秦军一边修路，一边入滇时，受到庄蹻的拼死抵抗，几次大战后，秦军败下阵来，退回了巴、蜀、黔西地区，从此滇中处于平静。
庄蹻壮志未酬，雄心不止。随着滇池部落的强盛，抵御秦军的胜利，庄蹻萌发了自己建立国家的念头。于是他加紧与周围大小部落联络，与其结盟为友，威望日益提高。最后，庄蹻终于与滇池附近的各国各部落联合，成立了“滇王国”，庄蹻自任国王。
滇王国是滇中地区自古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统一王国，其势力范围包括了北起南盘江、南延红河、西至澜沧江东岸的大片土地。滇王国在云南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直至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降滇，承认了滇王国，并为滇王国国王赐予蛇钮型“滇王之印”一枚。从此，滇王国纳入汉朝版图，隶属汉朝，开始了进入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篇章。这枚“滇王之印”，于1979年前后发现于滇池南岸晋宁县石寨山古墓中，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庄蹻开滇，在云南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愧是一部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史诗。
西南丝绸之路 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数不清的交通线有如生命的大动脉，使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传扬。在古代，中国的丝绸是东方文明的象征，而以丝绸为媒介的对外交通线，都被誉为“丝绸之路”。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求法印度，他们都惊奇发现，这些地方有中国蜀地传去的丝绸，以及许多中国的物品，认为中国西南一定有条秘密通道早已同域外沟通，并且这条路先于西域的通道而存在。因为这条通道是由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所为，起点又不在汉朝和唐朝的国都，所以长久以来不受中原王朝的重视。其实，这条古代国际贸易商道，即我们称为的西南丝绸之路，据文物考古和史书文献证明，它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通。印度就是通过这条路开始知道有中国的。
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后来称为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首起今四川省成都，分别途经四川、贵州、云南的10多个少数民族地方，然后从云南省的腾冲或德宏出缅甸，抵达印度。这条路还被称之为蜀(成都)身毒(印度)道。如今的成昆铁路、内昆铁路和中缅公路，其走向都大体沿袭西南丝绸之路。新路叠在古道上，一亭一站都能使人感受到西南各族人民的无穷创造力。
五尺道从成都东南起，沿岷江水路过乐山到宜宾，经昭通、赫章、威宁、曲靖、昆明、楚雄，在大理与灵关道和永昌道汇合。这段路在滇东北高原最为险峻。秦汉时山道仅有五尺(约1．2米)宽，所以史书把这条路统称为“五尺道”。
西南丝绸之路上多高山大石，栈道是西南各族人民征服自然险阻的一个创造。五尺道上至今保存着栈道遗迹的地段有岷江边的古泾口、盐津的石门关和宣威的柯渡等许多处。当时为开拓栈道，西南先民曾总结出了一套有效的凿石方法，即用柴薪火烧炭石以后再浇上冷水使其炸裂。古道的开凿与修通凝聚了多少劳动者的智慧和心血。
为了保证驿道的畅通，五尺道在汉代就设置了驿传制度，这对西南与中原和域外的贸易往来起了重要作用。昭通、会泽一带出铜出银，是当时朝廷的重要铸币工场，这些地方生产的货币；价值也比其他地方的高出许多，著名的“朱提银”不仅产量高，在汉代的成色居全国之冠。而做为西南丝绸之路商贸中心的滇池区域，从出土的青铜器和贮贝器中的物品看，这里充当货币的是玛瑙、绿松石、海贝等，滇池区域不产这些东西，无疑为域外传进的舶来品。同在一条路上交往，各段却流行不同的货币，这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有趣现象。
随着商贸的往来，佛教文化的交流也就开始了。昆明地藏寺经幢的内容便是唐宋时期从印度、缅甸传人的，石幢周身雕凿有菩萨和天龙八部护法神共300尊，大的约1米，小的不足3厘米，整个为一尊密教主体曼陀罗神坛。
五尺道从昆明西行，便进入滇中走廊的楚雄彝族自治州，这里是中国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和世界铜鼓的发源地。五尺道横穿全境，从而结束了最后的途程，进大理与西南丝绸之路的另一干线灵关道汇合。
灵关道也是从丝绸的故乡成都西南出，经邛崃、雅安、凉山和楚雄，与五尺道在大理汇合。灵关道因途经四川省芦山县的灵关山而得名。
芦山一带最早生活着羌族的青衣支系和旄牛族，古为青衣羌国和旄牛国，现属四川省雅安地区。芦山出土的东汉石刻馆内，有樊敏的碑和朗，碑是国内最完整的汉碑之一。樊敏是东汉芦山人，曾到云南西部出任过永昌长史，对融合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后来告老还乡，却一直对云南少数民族怀有深深的眷念，阙的浮雕所采用的哀牢夷九隆九子图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边疆民族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影响。
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古称邓都。凉山一带的彝语里，“都”的音意是踩、路直的意思，云南省的彝语中，“都”有 行路、脚迹、出门等意思。从民族分布看，灵关道沿途大多散居着彝族，彝族先民对开拓西南丝绸之路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凉山昭觉县有一处石刻画像，当地彝族称它为“博什瓦黑”，是蛇穴、画穴、画群的意思。其建造年代为唐宋时期，壁画散布在16块巨石上，约400多平方米，其中一幅刻着2米多高的大象，象的鼻尖卷着一个裸体的小石人，有可能是印度僧人带来的体裁。另有一幅是南沼王出巡图，人物头戴花瓣高冠和软角幞头，有两只狗奔跑马前，这与云南剑川石窟的“南沼王阁逻凤出行图”十分相似。可以看出，博什瓦黑刻像是西南少数民族与域外邻邦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灵关道过金沙江后，一个有名的驿站便是大姚；大姚的石羊镇盛产白井盐，这里的制盐、运盐业使得古道的贸易常盛不衰，到了元代，马可•波罗在灵关道沿途仍时常见到西南独特的货币——盐币，这种货币既充当货物的交换媒介，又成了货真价实的商品。
五尺道、灵关道在大理汇合后，往西就走上了永昌道的途程。永昌道因经过商贸重镇永昌府而得名。
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大理，历来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各地商贾在此交易和中转，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此处交融。在大理，人们能看见佛教的崇圣寺三塔，天主教的门楼式教堂、道教的观宇以及许许多多的白族本主崇拜物。一年一度的三三月街，当初为佛教集会，现在反而成了白族的盛大节日和物资交流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南丝绸之路封闭与开放的漫长历和。
永昌道翻上博南山，马帮的铃声从山谷清脆传来，脚下的大青石板刻下串串马蹄印，仿佛跳动着一种历史的音符。时至今日，云南境内的马帮释道长达5万多公里，发挥着其他交通工具无祛取代的作用。驿道上赶马哥是最活跃的人，要在滇西一带赶马行路，得会讲傈僳、纳西、白、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进什么村寨能讲什么话，人称赶马哥是“有几个舌头的人”，这与中国史书记载的“三译四译乃与华通”相类似。
西下博南山，就临兰律古渡，这是永昌道的要津。最初这里为舟筏渡口，后以本为桥，明代建铁索桥，如飞虹横跨澜沧江上，取名为。雾虹桥”。桥西崖壁上刻满了历代的颂桥题词：“西南第一桥”、金齿咽喉”、“悬岩奇渡”等。如今，桥已不能送客过江，行人马帮又只能靠竹筏横渡澜沧江。
渡过澜沧江，西南丝绸之路便进入重要门户永昌(仑保山)。远在西汉时，永昌市面上就出现中国、缅甸、印度商人用丝绸、黄金、海贝、绿松石作交易的盛况。史书记载，凡在永昌做官的，都能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保山辖区内的腾冲，紧邻缅甸掸邦，一直是西南丝绸之路出境的关口，直至清代，缅甸八莫来腾冲的商队仍很频繁，大商队多是牛帮和马帮组成，大宗货物有棉花、绸缎、玉石等，商队往来穿梭的同时，出现了一批跨国商号。
西南丝绸之路在过去多走腾冲出境，而近代逐渐从德宏出境。在瑞丽等地的边贸集市上，来自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人们实行其间，虽然身着各式服装，操着不同的语言，但交换时对各种币值的换算都十分快速，不过最值钱的是中国的人民币。
悠悠几千里西南丝绸之路，出境时仍一片繁闹。经济文化的传通交流，丰富着人类不甘寂寞的创造，交通在时代的发展中缩短着人与人的距离。走出群山，走向开放，这是古往今来人们的一个心愿。
诸葛亮与云南少数民族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候蜀国的丞相。他曾替刘备出谋划策，联合吴国的孙权对抗曹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并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他足智多谋的事迹在中国的老百姓中流传甚广，传为美谈。在云南，他曾谋取各民族的支持，为他打胜战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因此，在云南留下许多他与众多的民族(自明朝开始，大批汉族迁徒云南并逐渐成为人口的多数，原来在云南的众多民族，变成了少数民族)在一起的趣闻轶事。
三国时候，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南中，令其部将李恢从永昌郡“迁濮民数干落于云南、建宁郡界，以实二郡”(华阳国志•南中志)，并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使得蜀国能够从南中取得大量财富去去实国库。史书上说当时：“广迁蛮濮，国用富强。”“赋出叟濮”。蜀国的发展与当时云南民族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建兴三年，南中彝族头领孟获带领十万兵马反蜀，被诸葛亮用计将其生擒，诸葛亮对孟获以礼相待，送他鞍马，放他回去，孟获不服。再来进攻，又被谙葛亮捉住，仍然以礼相待，将他放回。捉捉放放，一直放到了第七次，孟获才对谙葛亮心服口服，涕泣拜别而去。谙葛亮的攻心战术获得了成功，南中从此安定，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成书于明朝年间的《三国演义》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加工。
然而，在云南省的武定、泸西一带彝族中，却流传着孟获八擒诸葛亮的故事，前七次的情节大多取材于《三国演义》，只不过是胜利者由诸葛亮变成了孟获。此后，却演义出了新的故事，说诸葛亮第七次被擒后仍然不服，还嚷着要与孟获“大干一场”。孟获笑着放走诸葛亮及其兵马，双方摆开阵势，堂堂正正地开战。孟获与诸葛亮阵前单挑，诸葛亮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取胜，被孟获走马生擒。孟获在中军帐戏弄诸葛亮：“你还有什么本事，不妨再使出来看看!”诸葛亮从怀中掏出一根谷穗，孟获哈哈大笑：“大刀大斧尚且奈何不了我，何况一根小小谷穗!”说完又是一阵仰天大笑。可笑声未落，却见诸葛亮闪电般出手，将谷穗一下子扎在孟获的心脏上。这柄“谷穗剑”终于使孟获倒下，降顺了诸葛亮。这个故事寓意深刻，说谷穗征服了孟获。是讲诸葛亮叫老百姓种稻谷；发展生产，才最后征服了云南少数民族。“谷穗剑”既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根本愿望，也说明只要真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民族间就能实现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传说诸葛亮在云南时与各少数民族相处得很好，有许多少数族的百姓都乐意去帮他：打仗；德昂族人民帮助诸葛亮去抗敌，大家都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战斗中燃起的火烟熏黑了战土们的衣服；牺牲的战土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衣襟，人们也在所不辞。为了纪念这些勇敢人们，从此德昂族的衣服以黑色为主要色彩，在衣服的胸前要缝上两块红布，在衣襟边也要镶上红布条；妇女的黑裙子上，也要每隔五六厘米就织上一条红色的线。黑色代表被战火熏黑了的战衣，红色代表战士们的鲜血。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缅怀为诸葛亮打战牺牲了的本民族英雄。
傣族在过本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的时候，要举行放“孔明灯”的仪式，这个“孔明”就是诸葛亮。放孔明灯的时候，人们用纸糊成很大的、赂带方的椭圆形空心球，在里面点上蜡烛，然后像放热气球—样把它放上天去。放孔明灯的来历，据说是诸葛亮在云南与傣族人民一起打仗时，在一次夜战中，教人们糊成这样的灯笼来照明，打退了敌人。还说是他教人们把这样的大灯放上天空时，就像火球飞满了天，敌人不知道是什么武器，还没有开战就吓得逃之天天了。为了纪念这次胜利，记住诸葛亮的功绩，傣族人民在过节的时候，就放起了“孔明灯”。
在大理有名的石钟山石窟西边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清水秀的白族小村寨叫石龙村。每年石宝山歌会时，这里的白族都要来歌会上表演“石龙霸王鞭”舞蹈，这个舞蹈的由来，有一段老辈人传下来的古话。据说有一次诸葛亮同司马懿交战，诸葛亮只有3000人马，而且关羽、张飞、赵子龙几员猛将都领兵在外；而司马懿却有2万精兵，百员良将。诸葛亮寡不敌众，被围困在一个山谷里。入夜，他带着败兵乘着雾气，偷偷跑到一个山头上，等待援兵的到来。北风呼呼，士兵们又冷又饿。突然，三声炮响，山下火光冲天，敌人的兵马包围了山头，已经在往上冲了。诸葛亮暗暗叫苦，但表面平静如水。他手摇鹅毛扇，拈着胡须，望着山下火把闪动，像有干军埋伏，万军围困，不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诸葛亮火速传令，让士兵们把山上的枯枝败叶全部拾拢，燃起十几堆大火，又叫士兵们摘下马脖子上的铜铃，拴在大刀长矛上，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跳跃高歌。山下的司马懿正准备发起总攻，活捉诸葛亮，突见山头上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喊叫声有如万马千军。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善于用计，想他分明是在调兵谴将，用的是“埋伏计”，就慌忙退兵了。其实，诸葛亮在这里用的是“退兵计”。后来，诸葛亮设“退兵计”智胜司马懿的事迹在白族民间纷纷流传，白族人民受到启发，就在节庆的日子燃起熊熊火堆，围着火堆唱霸王鞭曲，跳霸王鞭舞，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的智慧和胆略。
人们都知道诸葛亮聪明绝顶和料事如神，但诸葛亮也有遭人暗算的时候。诸葛亮与少数民族百姓和睦相处，得罪了一个黑心的头人，这个头人成心要害死诸葛亮。有一天，他在诸葛亮行军要经过的雷弄寨燃起了熊熊大火。浓烟滚滚，使诸葛亮难辨方向，被绊马藤绊倒，摔下了山簧。诸葛亮在箐底呆了七天七夜，伤痛难忍，又加水米未进，终于昏倒在地。第八天早晨，德昂族姑娘阿诺背水来到管底，发现了昏死的诸葛亮。阿诺姑娘把诸葛亮背回家—中，躲过了头人的搜捕，冒着生命危险精心地照料着他，直至他完全康复。诸葛亮是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为了报答这位好心的德昂族姑娘，他教姑娘天文地理、耕地织衣。一来二往，诸葛亮与阿诺姑娘产生了爱情，但因重任在身，他只好跟姑娘依依惜别。临行前，诸葛亮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了这位恩人和恋人。谁知诸葛亮这一别竟成永远。18年后，传来诸葛亮操劳过度，终于累死的消息，据说他临死前还恋恋不忘他的德昂族恋人阿诺姑娘。阿诺姑娘肝肠寸断，终日守望在诸葛亮当年离去的山路旁。
姑娘一直守望了33天，就在第33天的中午，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雨过天晴，阿诺姑娘已不见踪影，但在姑娘驻足等待的地方，却突现出了状像诸葛亮的帽子的房子。德昂族人为了纪念这一段忠贞的爱情，从此就按照诸葛亮的帽子的形状来建盖自己的房子。人们把这种房子称为“诸葛亮房”。
诸葛亮的帽子式样的房子，在傣族、布朗族等地区也很普遍，并且也有着类似的传说。
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的茶马古道 只要打开地图，人们的视线立即会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仿佛是地球母亲紧理的眉头。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山脉西侧，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方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东边是奇妙的云、贵、川地区，南面是富饶的东南亚诸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
至今，古道的石板上仍嵌有二寸多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佛像和宗教箴言，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跨越江河连接古道的铁索吊桥和木架悬臂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设而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岩下，时时可见森森白骨。被火烟熏得别黑的岩洞和道旁的巨石在倾述着多少代马帮风餐露宿、如歌如泣的传奇经历；七八十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用苍凉的声音向人们讲述着千百年来茶叶入藏的故事……
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茶马古道。
说起茶马古道的来历，恐怕要上溯到大约2000年前。早在西汉时，张骞据其出使西域的实地见闻，提出：在陆路交通方面，除了从敦煌至哈蜜，由天山南北两路达葱岭、大月氏、大夏等地这一通道外，在西南还存在另一条途径。于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105年两次用兵云南，征服了阻挠他实施交通印度计划的昆明夷，大理、洱海一带也随之归顺，使汉朝的统治区域南接缅甸，西邻西藏，北通巴蜀，东联滇越。到唐时，樊绰在其《蛮书》中就清楚提到了由滇人吐蕃的道路。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众所周知，云南是茶树的原产地，众多的“茶王树”便是明证。历史文献载，1200多年前南记时的银生、开南节度辖区(即今云南元江以南地区)内已盛产茶叶，是闻名遐迩的普洱茶产地。也就在这一时期，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东发展的一支到达喜马拉雅山南麓、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并已获得许多内地的名茶。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顿使它成为食肉饮乳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竞相争求。
于是，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
到宋时，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及至元世祖忽必烈由西昌、丽江奔袭南沼，进一步打通了滇、川、藏问的道路，加强了各民族的联系。明、清两代，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仅清顺治十八年(1666年)，滇茶销西藏就达3万担。1799年，清人檀萃撰《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滇藏山道正这时已名正言顺地成长为一条“茶叶商道”。
至民国年间，据《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记载：“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如何的繁忙和热闹。
茶马古道上经济物资的大量交流，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由于大西南山高水急的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恶梦，而山道的险峻曲折，根本无法行走车辆，只适合马帮的徒步运输。于是，为了丰厚的经济实利，马帮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翻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供需各地。这正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所录藏族古谚唱道的：“来往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贸易有利，连性命也不顾了。”就是这千千万万马帮的来来往往，一步一步踏出了一条山道，终于“流淌”成各地间相互沟通的“生命”大动脉，留下了无数以非凡的胆识、坚忍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卓越的智慧和亲密无间的合作所构成的动人故事。
大致说来，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有这么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芒康、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拉萨到尼泊尔、印度。在两条主线沿途，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蛛网般密布在这一地带的各个角落，将滇、藏、川“大三角”区域息息相关地联络在一起。
现在，虽然滇藏、川藏公路早巳修通，但茶马古道仍有它的生命力，仍有马帮在那婉蜒坎坷的山道上行进。马帮阵阵幽远的响铃，让人体味到一种中国西南部特有文化所具有的慑人心魄的内核：它从远古至今延续着的原著民文化，孕育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那么凝重多彩的宗教文化……费孝通先生认为，滇、川、藏走廊蕴藏有十分丰富珍贵的古代文化遗存，应该花大力气去做。童恩正先生也指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西藏文化就已经接受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在边疆发展的一支。
与此同时，它又感受了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同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茶马古道正是这样一条不同部族集团之间文化交流的主渠道。茶马古道延伸在海拔500米—5000米的广大区域内，纵占10多个纬度，横跨20多个经度，20多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再加上河流的切割、山脉的纵横交错以及气候的垂直分布，构成世界最奇特的地形地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使自己的文化适应复杂的自然条件，狩猎、采集、农业、畜牧业如何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等又带有什么样的特点，许多谜底可能就在茶马古道上。从大量新、旧石器文化遗存来看，这些地区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就是说，这一区域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给了各民族及文明文化制约与丰润的机会，而茶马古道的网状贯通，又使这种种文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这一地区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万花筒”和“聚宝箱。”其中仅藏族雪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那
种“唯我独有”的饮食结构、社会分层、婚姻家庭、民俗风情等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心向往之。
今天，在藏族的碉楼院房中，五音阶的丝竹旋律隐然有傣家凤尾竹的婆婆之声，他们世世代代传唱的歌里，其衬词反复咏叹着苍山洱海的明月。雪山脚下，还有着纳西族先人留下的村寨城堡遗址和水利旧迹，遍及各地的寺庙壁画上飞动着印度文化和汉文化的色彩和线条。河谷地带，半山坡上，可以见到令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神往的岩画和石棺墓。村落深处、小路尽头，还存有许多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奇风异俗其实，茶马古道串联着的几大经济区域不仅对那些经商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一地带那沧海桑田变化万千至古未语的神奇地貌同样会令地质学家、生态学家们着迷；茶马古道沿途地区的动植物及各类物产更是特别的丰富和奇异，格外令人神往，是博物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宝地。对于旅游观光者来说，这一大片地域更是别具魅力，令人心醉。最令人兴奋激动的是那澄净的蓝天、肃穆的冰峰、湍急的江河、宁静的湖泊、峻峭的山谷和那五彩斑斓的的原野，因为它们最能让人体味到生命的崇高和人的各种潜能及真正价值。这是一片令人惊讶和振奋的土地，是一片能够无边宽容和无限赐予
的土地……
但由于各种缘故，近几十年来，茶马古道被人们忽略忘却，因为它实在太不可思议太艰险了，艰险得让人们极少去接近它、认识它。古道在静默中浸透各种神秘苍茫，数千年的岁月积淀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它期待着人们去探索它那无尽的奥秘。
茶马古道正呼唤着人们的了解和重视，正逐渐吸引着人们惊奇的视线。
帝僧之谜——建文帝在云南
漂泊西南数十秋，
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
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旧柳年年绿，
野老吞声哭未休。
相传这是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朱允坟流落云南当和尚时，写在武定狮子山的一首诗。
建文帝是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洪武二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死后，他继
位。朱元璋在位时，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外，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1个孙子分封在全国各地，授以了部分兵权。到建文帝继位时，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已经在北方拥有重兵，并对皇位虎视眈眈。建文元年，即1399年，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向明朝的京城南京进兵，对建文帝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4年的战争，燕王朱棣打败建文帝，夺取了明朝政权，成为明成祖。但建文帝被打败之后怎样逃脱了他叔叔的追杀，又逃到了什么地方，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
在云南的民间，流传着许多建文帝隐居的传说，还留下了他的一些遗迹。
相传明太祖朱元漳临死前留下遗沼，传位给长孙朱允坟，并留给他一只神秘的大铁箱。燕王攻进金川门时，眼看皇位就要失去，建文帝抽出佩剑就要自则。危急关头，一个太监闪出，忙报：高皇帝曾让子孙遇难之时打开铁箱，何不立即打开看看。铁箱打开，只见里面放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剃刀，和一套平平整整的紫色袈裟。原来，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早就为蒙难的孙子想好了应急的脱身之计。这段传奇的历史，在《新纂云南通志》中也有记载：“建文四年时，燕王棣举兵南伐，有内臣出高帝遗命，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即僧服如之。于是师及御史叶希贤为应贤，吴王教授杨应能为应能，并为僧编修程济为道人。”
又传说建文帝“遂从复道出”，骑上白龙马向城外逃去，一路来到长江边，他手蘸江水握着剃刀削了发，把白龙马拴在大黑石上，就沿着万里长江逆流而上“历游吴、楚、黔、粤，入滇，居永昌白龙山，复结庵于鹤庆浪弯间，又卓锡武定狮子山。”(《新纂云南通志》)狮子山龙隐寺的方丈收留了他，让他护花浇水。建文帝在狮子山的故事就流传开来……
正是三月小阳春，龙隐寺内奇花吐艳，建文帝亲手浇灌的山茶花更是惹人喜爱。武定县令的娇妻带着7岁的儿子到寺里来烧香求签，小孩趁人不备，摘下了一朵红彤彤的山茶花。建文帝看见，愤然骂道：“你这小崽崽，若不是县太爷的宝贝，我非揍你两个耳光不可，这清静之地的鲜花岂能容凡夫俗子乱动。”不料县令的宝贝儿子回到家后，顿觉脸颊发痛，转眼间脸颊两边现出了五个红红的指印。原来建文帝是龙子龙孙，会通神，他的话惊动了土地公公，土地公公就派四脚地神狠狠地揍了县令的公子两个耳光。武定县令恼羞成怒，立即派差去捉拿龙隐寺的小和尚。
就在这晚的五更天，武定县衙的狱吏穆天昆刚刚闭上双眼，就见两头水牛角在顶一条黄龙进洞，黄龙紧紧把住洞门不进。到了午时三刻，只见衙役押着一个小和尚来了，小和尚双手把住牢门大声喊冤，就是不肯进去，穆天屈心有灵犀，偷偷放出建文帝，两人悄悄逃出了武定。日夜兼程，来到永平大尖山顶，爬上黄竹笋山腰，这时穆天晟已经没有力气，渴得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粗气。
建文帝赶忙四处找水，等他捧来水时，穆天晟已经断了气，建文帝放声大哭，用双手挖土去掩埋穆天晟，十个指头都挖出了血。不久，在建文帝舀水的地方，现出了一小汪清清的泉水，人们叫它“一捧水”。后来，建文帝为了报答穆天晟的厚恩，就在此立庙塑佛，封穆天晟为大穆神。直到今天，在武定城南半里处还有乾隆十年 建的碑，碑文写有“明惠帝潜迹处”字样。在武定狮子山的龙隐寺大殿旁有棵茶花树，据说就是建文帝亲手所植；寺内珍藏着一套丝织的黄色袈裟，相传就是建文帝的遗物。
据载，建文帝在云南时“多潜行筑寺”，只可惜大部分遗迹都已经被毁，只有应贤、应能2人的墓仍在今天的大理洱源境内。
在永昌，传说有一天建文帝穿好袈裟爬上了宝台山顶，遇到一对金睛白额的守山神虎耽耽而视。建文帝对两只老虎说：“你们要吃我就点点头，不吃我就摇摇头。”老虎不点头也不摇头。建文帝又说：“要是嫌我的身子不干净，我去洗洗。”说完转身到河边沐浴去了。等他转回，老虎已经不见踪影只见老虎蹲处，放射出一缕缕金光，山峰顿时化为平地。从此，建文帝常年累月蹒跚于古道边城化缘筹资，终于在宝台山上建起了闻名退还的“金光寺”。人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金光寺内的一幅楹联：“此山在猛虎穴中，谁人敢加斧凿；老僧乃神龙帝世，领众乎遗连天。”建文帝被尊为金光寺的开山老祖。
宝台山上生长着四季常青的果松，建文帝每年都要带着果松的种子到各地去送给百姓栽种，因此博南古道上的很多地方成为盛产果松的地方。3月里的一天，他又带着松种到永昌来。正当他在太保山法明寺品茶的时候，突然钟亭里的大钟一响，建文帝速将手中的半杯茶水往后一泼。旁边的和尚不解地问：“大师，此茶无杂，何以弃之?”建文帝答：“金光寺失火，故借半杯茶水救之。”后来人们才知，金光寺确实着了火，是建文帝泼出的那半杯茶水在300里以外的木莲花山化作倾盆大雨，泼灭了这场大火。
在鹤庆牛街的观音山，有一个方圆几丈宽的大石洞叫“眠龙洞”，相传建文皇帝曾经在这里住过。这个洞里有一对丰满的大石乳，其中一只石乳会一粒一粒出米，另一只石乳会一滴一滴往下滴水。说也奇怪，这对石乳一天出的水米不多不少，刚刚够一个人吃喝。建文帝离开那个洞以后，有人嫌石乳出的米太少，就用凿子把出米孔凿大了一些，结果米就不出来了。直到现在，眠龙洞里的石桌石凳都还在，两只石乳也还在，只是不会出米和水了。都说建文帝是神人，是天养着的。在这个洞里，建文帝写了一首“淡菜歌”：老菜根，老菜根，名固贱，用何尊!
种锄和尚来，灌溉道人奔。
长虽新地力，成实旧天恩。
休厌淡，莫嫌村，嚼来滋味胜鸡肋。
亏他日月饱黄昏，聊将性命存。
建文帝在云南当和尚时云游四方，他在鹤庆大喜寺时，出进要经过一条梅茨河，河上只有一条摇里晃荡的烂木桥。木桥破烂不堪，过桥的人却很多，东往松桂、南去大理、西进沙溪、北来鹤庆的人都要经过这座桥。这年夏天，下了三天三夜大雨，洪水把烂木桥冲走了。夏去秋来，建文帝从朝霞寺云游回来，见到秋水茫茫，无法过桥。晚上，他走到夹石阱这个地方，顺手折了一根柳枝，在上面吹了一口气，口中念念有词，手一挥，柳条一刷，夹石阱的崖石就轰隆隆倒了下来。他像赶羊一样把石头赶到了原来有桥的地方。乡亲们见到河边的石头，知道有神人帮助，大家齐心合力修复了桥，还在桥上盖了雕龙画栋的房子，围了精雕细刻的栏杆。新桥通行的这天，人们正为给桥起个名字犯难，突见一个老和尚从桥上走过，有人认出他是很有学问的应文法师，便拉着他给桥取个名字，他顺手接过笔来，龙飞凤舞写下“渡龙桥”三个大字。后来人们知道，应文法师就是建文帝。至今，刻着“渡龙桥”三个大字的石碑还立在渡龙桥头。
建文帝在云南流落一生，终于走到了极乐世界的大门口。在大理风仪云南驿后有一座白马山，一座紫金山。白马山白马庙里供着白马将军；紫金山紫金庙里供的是紫金皇帝。这个紫金皇帝就是建文帝。据说建文帝与保护他的白马将军分别从昆明出发，约定在云南驿见面，白马将军先到，走到白马山回头一看，见建文帝正靠着云南释东边紫金山的一棵松树坐着，就连忙折转身来招呼他。不料建文帝年事已高，已经永远起不来了。白马将军把建文帝葬在紫金山后，抽出宝剑在白马山自刎了。他们死后，这里的人们不但给他们立了庙，还把他们奉为这一带的本主。
又传建文帝生前曾嘱咐徒弟，他死后，要在他的棺木上打上三道篾箍，把他葬在金平石处。可是，他圆寂的时候，徒弟们却让他坐在玉盆中，放进特制的檀香棺木里，又在棺木上打了三道金箍，才葬在金平石处。徒弟们不知道天机，误了他的大事，他们不知道，若是打篾箍，三年以后篾箍腐烂，他就可以转世；现在打了金箍，要3000年才能超脱凡尘。所以，建文帝至今没有能进入仙界，也没有能托胎转世。此是传说，而史料上说，建文帝在云南时，行踪飘摇不定，曾在很多寺庙落过足，并且很爱题咏诗文。只可惜他的大部分遗迹都已散失，唯有武定狮子山仍完好地保存着他的遗像。他于80余岁坐化寿终，葬于西山，称老佛。
从滇池走向世界的大航海家——郑和 在长江、珠江、红河三大水系分水岭的群山环抱间，有一个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在昆明的南面，有一个碧波万倾的高原淡水湖泊——滇池，滇池边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历来就是地肥物华，人杰地灵的地方，它一直孕育着昆明人和它的文明。
600多年前，滇池南岸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里，大航海家郑和诞生了。这是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六世祖赛典赤•赡思丁，原是西域的贵族，他随着成吉思汗的战马蹄印转战大江南北，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咸阳王”，到云南任平章政事(省长)，他的第五个儿子世居云南滇池边，袭封滇阳侯。到郑和这一辈，已经是第6代了，虽然没有了昔日的富贵荣华，但名门望族的遗风仍在，郑和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仿佛是命中注定一样，生在滇池边的郑和，从小与水有缘。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哈只”，都曾到天方(伊斯兰教圣地，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觐过。孔令仁等在《郑和》一书中说，“按伊斯兰教规，凡健康状况良好、经济条件允许的教徒，不论男女，一生中至少要去圣城朝统一次，以加深各地穆斯林间的友谊，同时获得一个锻炼肉体、磨炼意志的机会。”而朝觐的路程是异常艰辛的，要露宿山野、穿越森林，往野兽的眼皮下走过；要头顶骄阳，脚踏滚烫的砂土，在人流中艰难穿行；要跨过大江、大河，横渡大海、大洋，历经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袭击和船翻人亡的危险；还要与疾病、饥饿、四季寒暑变化的气候、自己的毅力及不可预见的种种艰难困苦作斗争。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有的人不幸逝世，为宗教献身。幸运活下来完成朝觐的人，被授予“哈只”(朝圣者的意思)的头衔，倍受人们的尊敬。当时云南及东南沿海的穆斯林，主要是乘船走海路(即古香料之路)前往天方。“他们结伴离家，徒步千里，从滇西南部思茅出境到缅甸曼德勒，然后扬帆沿伊洛瓦底江南下，航至仰光后出海，经过数日漂泊，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在这里等待机会换乘大船后直渡孟加拉湾，绕过斯里兰卡，然后横渡阿拉伯湾进入亚丁湾，从这里或走陆路登上阿拉伯半岛，或继续走水路通过红海直行吉达港，就可到达天方。”万里之遥的行程，即便在今天，“用最现代的航海工具，也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想象，“在明代以前的交通条件下，那将是怎样的一段充满各种危险和艰辛的路程。”先辈们与恶劣环境搏斗的勇气和为信仰献身的精神，熏陶着郑和，祖父和父亲讲的西洋各国的山川风貌和奇闻铁事吸引着郑和，他想去航海，他有一个美丽的梦。
于是，才学会走路不久，他就用“纸折成船”，用口吹气使“船”在水上飘行；五六岁时，他就模仿着周围乡亲们造船的样子，用“木块做船、碎布做帆”，使之顺着溪流随风飘荡；七八岁时，他跟着大人到滇池中“游水、划船、使帆”，并学习制做木船的技术。浩翰的五百里滇池，使他的梦想长上了翅膀，也提供了他习水训练的场所，为他后来的航海打下了精神基础。见郑和从小迷上了航海，他的父母亲就认真教他学习阿拉伯语言文字和伊斯兰教经典，并培养他的勇气、毅力，锻炼他强健的体魄。他盼望着他的“船”，能够从滇池驰向大洋。
郑和11岁那年，打下江山不久的明朝皇帝朱元障，为了统—云南，派30万大军南下，经过激战，将残余元军全部攻剿，云南至此归明朝中央政府管辖。明军回京的时候，将郑和等一批幼童掠虏到宫中。
郑和近30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长得仪表堂堂，学识渊博，器宇不凡的太监总管了。在过去10多年跟着明成祖朱棣的戎马生涯中，他才智过人，深得朱棣的器重和喜爱。这年，朱棣为宏扬国威，增进与域外各国的友好往来，以实现他“君主天下，万国顺服”的宏愿，派郑和下西洋。
幼时无数次面对滇池翘首遥望的幢憬即将成为现实，郑和的心中无比高兴。他从全国各地募集技艺最好的造船工匠，在长江岸边设厂造船，造出长156米，宽51米，可以载千人以上的当时世界上最大、性能最好的宝船，及适应这样航行并具有各种专门性能的大小船只数百艘；选调和配备具有各种各样专业技能等2．8万多人的庞大队伍；准备好全队人员往返海外必需的粮食、武器、日常生活用品及赠送给各国国王的礼品和与各国进行贸易的各类物资，如瓷器、丝绸等；勘察选择能够容纳200多艘大小船只并方便船队补充休整的优良港口，如江西太仓刘家港、福建长乐太平港等；并对所有随行人员进行海外习俗的教育、外交礼仪的训练。做好这一切后，140年7月11日，郑和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乘着性能最良好的宝船，朝着前人未走过的航向，开始了下西洋的壮举。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欢送的人群将江岸挤得水泄不通，“轰、轰、轰”三声礼炮响后，船队启航了，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站在宝船上帅旗下，威风凛凛，英姿勃勃，他终于将他的船，从滇池的波涛中驰向了大海，驰向了世界。
郑和从1405年开始，到62岁时在海上逝世，近30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在海上奋斗。他先后7次下西洋，活动范围东起长江口，西到阿拉伯半岛的吉达与非洲东岸的麻林，北自南京港，南至赤道以南之南半球，足迹遍及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马来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东非沿海岸等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航线达收条之多，“采取东西航线和南北航线纵横交错，大踪航线与分踪航线穿插进行，传统航线和新辟航线相互配合的方式航行”，其航程“向西延仲到大西洋，向东延伸到太平洋，已经进入去中华绝远的海域，到了当时能够进行环球航行的边缘。”在众多的航线中，最具有开创性的有三条：“向南到达爪哇，这是北半球驶向南半球；向西到达忽鲁谟斯，这是越过半印度洋；向南偏西南，越过印度洋到达东非沿岸，接近莫桑比克海峡。”后来大航海时期，西方的航海家正是沿着这条航线，开辟了自西半球向东半球的航路。总计航程16万海里，合29．60万公里，以绕赤道一周约4万公里计算，郑和共绕地球七次以上，这是世界航海探险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要早87年—100多年，他的船队的庞大和人员的众多，也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那4—5条船、上百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十分壮观的，他的船队“创下了15世纪世界航海活动之最。”
郑和所到之处，都积极建立和发展中国与海外各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他将和平和友谊广布域外，“在明朝的外交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章”，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次带有开放色彩的外交壮举。”直至现在，他所去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还保存有三保山、三保井、三保公庙……当地百姓把他当做给那方土地带来吉祥的神顶礼膜拜。
郑和的船队，同时还担负着将中国先进的手工业制品运出去，换取海外各国稀有土特产品的贸易任务。由于这种贸易的进行，使当时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的贸易“由朝贡贸易向国际贸易和民间互市，由零散贸易向持久和均衡的商业往来发展”，打通了中外海上贸易的通道，开“海上丝瓷之路”，为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和船队，还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15世纪时，“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海外许多国家还“处于奴隶制甚至原始部落状态”，郑和把先进的中国文化广泛传播到海外，如推广历法、农耕、度量衡、建房造屋、铸钱币，甚至小到教他们制做豆制品、食用海盐、刮痧疗病、纺线织布等；又将海外各国文化艺术中的精华带回中国，如真腊吴哥的建筑艺术、占城国的木雕、非洲的绘画、烧制玻璃的工艺、各种香料奇药等。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加快了步伐。
滇缅公路寻访 乘汽车从昆明出发，往滇西方向走，经大理下保山，再进潞西和瑞丽的畹町，就到了与缅甸一步之距的最后一个口岸，这条现在被尔为“320国道”的公路也就在这里划上了自己的句号。对云南稍有了解的人知道，“320国道”的这一段，曾经有过一个响当当的名称，即滇缅公路。如果在往更远处追溯，它的前身则是形成于秦汉时期的驿道，也就是古老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翻开现在的地图，我们已经找不到滇缅公路这个名称本身，它已经被更具标准性的“320国道“所取代，成了这条重要国道中的一部分。不过，栓系在滇缅公路上的20世纪前半叶这段历史，却永远都将独具分量，值得我们去寻访。
修筑这条公路的时间是1924年到1938年，整整历经了15年时间。按照当时的线路，全长为959．4公里。由于修筑时的直接用意主要在于连接云南与缅甸间的交通，所以当时这条贯穿整个滇西的交通线被叫做滇缅公路。就本世纪前半叶为数不多的云南几条公路而言，名气最大的非它莫属。任何一部亏南现代交通史，都不能不以充满冲动和惊叹的笔触记录下有关滇缅公路这一极具艰辛和辉煌的一章。因为这条最初被称为“滇西路”的公路，是云南省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第一段公路，还因为这条公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远征军”，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整个盟军亚洲战区密切相关。当时曾经被称之为“中国的最后一条陆路输血线”。它在抗日战争中写下了充满光荣和悲壮的一页。曾经有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人说：“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在国际上最有名的就是滇缅公路。”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条公路的最初酝酿，始于1923年。当时，成立仅一年的云南交通司拟定了时称“滇西路”的修筑计划，并得到了当时云南省公署的批准。按照这一计划，将分成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由昆明修到禄丰附近的舍资；第二阶段由舍资修到下关；第三阶段修到腾冲，以后再修筑至滇缅边境，使之成为通达缅甸的交通干线。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当时主持这一工程的人仅仅完成了从起点昆明小西门外大观街至碧鸡关这一仅仅16公里左右一段的前期测量工作，就于1924年6月23日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开工典礼。
出席典礼的有当时的云南省省长唐继尧，省交通司司长董泽以及各公众团体的代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25年10月，当该段公路的路基、桥涵初步修通后，立即就在当时的西车站(现昆明潘家湾大观小学附近)举行了通车典礼。整个典礼的高潮是唐继尧等率刚刚购进的云南境内的第一批车队(两辆法国恒诺牌轿车、四辆美国福特牌1．5吨卡车)，以及为了壮声势而加入的两台蒸气压路机从典礼现场行驶到已修通的终点碧鸡关，然后再返回。担当重任的车队驾驶员则是几个从当时的云南航空队里临时抽调的飞行员。应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典礼，它标志着云南终于有了汽车和公路，标志着后来赫赫有名的滇 缅公路终于有了一个开端，也标志着云南省的公路建设从此写下了它的第一笔。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一开工典礼的目击者，但我们可以借助记载这一事件的简略文字猜想出当时的某些有趣的情景：譬如在并不很平坦的路面上，几辆现在看来绝对太少的汽车组成的车队如何在笨重的马达轰鸣间把喇叭鸣叫得很有节奏，也很响。再譬如沿途那些几乎从未见过汽车，当然更没见过云南最高官员的老百姓们争着看稀奇的眼睛里，带有怎样的惊异……
此后，这条公路一直在缓慢地延伸着。随着整个社会局势的起伏动荡，修修停停，停停修修，终于在1935年底筑成了昆明到下关这一段，全长424．6公里。不过，接下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使得它再往前行的步子超乎寻常地加快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于同年8月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向蒋介石当面提出了使滇缅公路全线贯通，以开辟一条国际交通线的建议，鉴于当时上海、南京等已经发发可危，通过滇缅公路保持与国外联系的必要性已经显得极为迫切，所以这一建议很快获得了批准，并列入了万分紧急的“国防任务”。当年11月，有关部门正式决定，这条公路的下关以下向西延伸这一部分经漾溴、永平、保山、龙陵、潞西，由瑞丽的畹町出境。迫于越来越紧的抗战需要，工期竟然确定为绝对不可思议的4个月。
仅仅4个月就要在地势极其险要的滇西祟山峻岭中筑出近550公里的公路，包括已通车的昆明至下关的400多公里路段还得重新修整，以当时的条件看，这完全是天方夜谭。不过，这还不是人为的冒进，而是越来越紧迫的抗日战争本身下达的“战时指令”。
云南人咬着牙，从1937年12月开始，在全长959．4公里的滇缅公路全线，包括10多个民族的20余万民工分上百千个工段，同时开始了悲壮而又惨烈的筑路战。这的确是20世纪上半叶云南历史上极有份量的一段。据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报》记载：“曾经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首，血肉横飞，怪可怕的死于无情的悬岩底下，怪凄惨的牺牲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据大约统计：牺牲于上述种种缘故的男女民工不少于二三千人……”
滇缅公路全线终于1938年8月底基本贯通。仅仅9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工程的壮举，震动了中国和世界。
云南人算是真的在世界上出了一次名。有资料记载，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于1938年8月驱车考察了一趟滇缅公路后，连连赞叹这项工程的艰巨和伟大。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詹森先生，在路经滇缅公路抵达重庆后曾发表谈话说：“滇缅公路工程浩大，沿途风景极佳，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完成此项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滇缅公路修通以后，立即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抗日战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从这条路运人中国的物资共约49万余吨，其中包括油料20多万吨，武器弹药、药品、交通通讯器材等20万吨。除了大量战时物资源源不断地运人中国外，很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2月，共计10万余众的中国远征军就是从滇缅公路出发，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的。在一本专门记叙中国远征军的名为《缅甸，中日大角逐》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空中有盟国的飞机掩护。地面上车轮滚滚，马达轰鸣。上千辆各式各样的车辆，坦克车、炮车、弹药车、步兵输送车、救护车、通讯车、锱重车，还有从缅甸赶来协助运兵的英国红头大卡车，犹如钢铁巨龙，沿着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绕芒市，直奔国门畹町而去。……部队出征这一日，各族群众闻风而至，围拢到道路两旁，为远征官兵壮行。当地的头人按本族习俗，在路口摆香案，垒祭台，由祭师主持，杀牲献祭。军车一停，各族男女老少，一拥而上，献米酒，敬山茶，递纸烟，搞劳官兵。沿途，人山人海，欢呼雀跃……”
这条中国当时唯一能够出境的交通线一直是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关键。有史料记载，从1940年10月到1942年4月间，日军先后出动飞机数百架次，投弹无数，集中轰炸滇缅公路上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和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和昌淦桥。这些钢索木面吊桥每次被炸断，都很快又被修复起来。为了截断滇缅公路，1942年5月初，日军干脆直接从缅甸侵入滇西，占领了怒江以西的大片地区，滇缅公路被迫中断。1944年5月，中国军队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被称为“滇西复路战”的反攻，经过无数流血牺牲，直到194年1月获胜后，滇缅公路才又重新开通，并立即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区域的对日反攻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现在，20世纪已经进入了它的尾声，滇缅公路悄悄地失落在已经过去的年月。不过，当我们行走在已经大都改筑成高等级路面的“320国道”上，稍加留心，时间的河流不能轻易抹去的种种痕迹，还历历在目，至于那些留存在路上的故事和它的隐密，将在后人持续不断的寻访中，显露出历史的尘土所无法掩埋的永远的鲜活。
飞越驼峰与飞虎队1996年秋，云南怒江州泸水县公安局获悉，一位缅甸猎人在中缅边境线上中国一侧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了一架基本完好的坠落飞机。泸水县公安局立刻前往勘察，经实地勘察与历史资料核对认定，这架坠机残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越驼峰航线的“C—53”运输机，它坠落在离中缅国境线仅仅140米的中国境内。于是，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C—53”坠机之谜和笼罩在高黎贡山上空驼峰航线上的迷雾被当代人逐步认识。
1942年5月—1945年8月间，在中国的云南和印度之间，曾经出现过一条堪称世界奇迹的国际战略空运通道——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从印度的汀江飞越喜玛拉雅山，直抵中国昆明。3年间，这条航线上共投入飞机2000余架，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物资80余万吨。为此，在这条航线上共同战斗的中美两国人民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在这条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通道上，有609架飞机坠毁，近2000名中美飞行员牺牲或失踪，很多坠机残骸至今仍撒落在高黎员山一带的深山峡谷间，牺牲的飞行员们什么也没有留下，失踪飞行员的亲属至今还在翘首企盼着自己的亲人归来。
这是一段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历史。20世纪扣年代后期，国际反法西斯的战争白热化，中国的抗日战争也面临着困难的关头。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对我们步步紧逼。此时，处于抗战大后方的云南老百姓也紧急行动起来，人们用锄头挖开大山、用箩筐背石背土、用自己的双手铺路搭桥，冒着高山的刺督寒风，低谷的高温和瘴气，用松脂火把照明，夜以继日施工，硬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在莽莽祟山峻岭间筑起了一条中国唯一的、最后的国际战略物资运输线——滇缅公路。当时，仅下关至畹町筑路沿线，筑路民工的临时茅舍就绵延500多公里，可见当年筑路场面的宏大。
1938年，当日军切断了中国的一切海外地上通道，妄图困死中国时，滇缅公路就从云南连接起了国内各个抗日主战场，成了中国抗日战场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之间联系的生命线。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企图从空中来封杀滇缅公路，他们派出了成批成批的轰炸机在滇缅公路沿线狂轰滥炸。从1940年9月日军在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登陆，到1941年美国志愿援华抗日的“飞虎队”到来之时，短短5个月时间里，日本侵略军就派出轰炸机4万架次，对滇缅公路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许多无辜的生命惨死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之中，滇缅公路遭到极大破坏。到1942年的缅甸战争，滇缅公路被彻底切断。
中国人民最尊敬的朋友，当时在中国担任飞行教官的美国退休将军陈纳德先生，一直清醒地看到滇缅公路在支撑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时，也在支撑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因为抗日的主战场中国拖住了日军的主力，也就确保了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的力量。从30年代末开始，陈纳德将军就一直游说于白宫，力主给中国空中援助。1941年，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美国从援助英国的战略物资中，划出100架战斗机，招募了数目名美国志愿抗日青年，来到了中国昆明。
1941年12月20日，当日本侵略军的轰炸机又来轰炸昆明的时候，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战机雄鹰般腾起，给了日本侵略军毁灭性的打击。勇士们首战告捷，10架来犯的日本轰炸机仅逃脱了1架。昆明的老百姓奔走相告，纷纷传颂美国飞行员的壮举。人们给这支优秀的空中部队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飞虎队。飞虎队队员的茄克上印上了腾跃着的虎的图案，这是尚虎的民族心目中最崇拜的形象；人们称这支英勇善战的航空队为“飞虎队”，这是中国老百姓对异国英雄们的最高赞誉。
1942年7月，飞虎队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大队；1943年3月，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成立，第二十三战斗大队归属第十四航空队建制；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从此时起，直到战争结束，飞虎队队员与中国的空中健儿就携手战斗在同一块蓝天下。
缅甸战场危机，陈纳德将军再次上书美国总统，获准开辟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的空中运输线。云南的老百姓再次紧急动员起来，用同样最原始的方式和最坚强的力量，迅速扩建了昆明巫家坝机场，兴修了呈贡、杨林、陆良、篙明、蒙自、云南驿、楚雄、保山等十多个飞机场。1942年5月，就在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的当夜，著名的驼峰航线就开始启用。
驼蜂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凶险的空中运输线。这条空中通道最先是从印度的阿萨姆等机场起飞，到达中国云南的昆明、贡贡、嵩明、杨林等机场，全长550英里。不久，因遭到日军在缅甸密支那的空中拦截，没有抵御能力的空中运输机被迫北移，满载战斗物资的运输机要飞越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玛拉雅山南麓，航程超过700英里。由于受当时飞机性能的限制，飞机只能绕行在延绵起伏的高山峡谷之间，飞行的路线就像驼峰一样，因此被称为“驼峰航线”。由于这些地区的气候恶劣多变，强气流、低气压经常交替出现，飞机在飞行时随时面临着坠毁和撞伤的危险，而且还要随时提防日本飞机的围追堵截，因此飞行员们又把它称为“死亡航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飞越驼峰航线的勇士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员无畏的战士。在美国一本关于驼峰航线的书中这样写道：“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飞行员完全可以沿着山谷里延绵不断的金属碎片的反光飞行……”他们还给撤满了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于——铝谷。一位当初曾在这条航线上战斗过的幸存美国老飞行员弗莱彻•汉克斯至今仍然认为，驼峰航线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艰险的一条航线。
1943年3月11日，24岁的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与中国飞行员唐宣、王国梁驾驶的“C—53”运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后，在怒江峡谷的片马丫口穿入一片浓浓的云层就神秘地失踪了。3个星期后，战友们在片马丫口以南4800米的高黎贡山发现了一架坠机，它静静地躺在莽林里，陪伴它的只有死一般的沉寂。战友们的飞机无限深情地围着它做低空飞行，甚至在夜间打开着陆灯照射，希望能看到3位同伴生的信息。但是，战友们一次次的努力都没能奏效。由于这一地区被日军占领，地面营救无法实现；由于森林中野兽经常出没，又无粮无水，即使他们不被日军发现，也不知能否走得出密林……“C—53”运输机和3位飞行员的失踪从此成为一个谜。
1944年5月，片马收复，弗莱彻•汉克斯和另外两位战友立刻率领一个营救小组，前往“C—53”出事地区寻找战友的飞机，他们在密林里寻找了9天9夜，终因饥饿、极度疲惫、突发疟疾而归。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离战友的坠机仅仅1600米。
从此，再次寻找“C—53”飞机的渴望成为弗莱彻•汉克斯活着的目的。
199年6月10日，经历了53年的魂牵梦绕，已经80岁高龄的弗莱彻•汉克斯终于又一次踏上了寻找“C—53”的旅途。当他乘坐的飞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时，他已经认不出曾绷6样熟悉的巫家坝，他觉得自己已经等待得太久了。弗莱彻•汉克斯所参加的考察队一行乘汽车由昆明出发，自东向西跨越澜沧江、怒江，穿过横断山脉，进入怒江峡谷，到达片马。在中国探险协会探险考察队员、边防武警战士和当地民工、向导的陪同和帮助下，弗莱彻•汉克斯进入了号称“野人山”的高黎贡山深处。他们从片马丫口上山，攀崖附藤，用砍刀开路，在雨雾迷蒙的原始丛林中寻找着“C—53”的踪迹。经过5天的艰苦探寻，弗莱彻•汉克斯在一片开着红花、白花的大树社鹃林后看到了战友53年前的坠机。半个世纪的梦境就在眼前实现，老汉克斯深深地亲吻着“C—53”的机翼，仿佛亲吻着亲爱的战友吉米•福克斯。大家为“C—53”献上了鲜艳的高山杜鹃花，以此来吊唁英雄的英魂。
中国人们不会忘记飞越驼峰航线的勇士们。在1995年竣工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C—53”机组3位烈土的名字。
在大理的祥云县，耸立着“飞虎队”队员莫尼中尉的纪念标志。人们没有忘记，莫尼中尉，这位当年护卫驼峰航线的战斗机驾驶员，击落了两架敌机后，自己的飞机也受了重伤。当时要是立即跳伞，他完全可以生还，但是下方正是人口密聚的祥云县城，为了不让飞机在城里爆炸，他坚持控制战机离开县城坠毁。他失去了跳伞的最佳时机，摔死在县城外的田野上。祥云人民目睹了这一悲壮的场面，他们自发地捐出钱粮，为这位美国英雄立起了纪念碑。
在大理，渔民们在洱海中捞起了“飞虎队”战机的一支机翼，人们把它珍重地陈列在大理市博物馆里。
在水平，一位老人至今珍藏着“飞虎队”队员跳伞时遗落的手表，这块美军专用手表至今仍在走动，伴随着老人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在永平，还流传着一个中国老百姓参加营救坠机的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在那一次营救中生还的3位飞行员后来在他们著的关于驼峰航线的书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前来营救的中国农民用厚重的情感温暖着我们，……百姓用自己的身躯在田野上搭成了一个巨大的V形图案，烈日烘烤着，他们久久地挥舞着滚烫的求救信号，直至我们搜索的飞机发现。
“飞虎队”、驼峰航线和“C—53”坠机的故事，跨越了半个世纪，它是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故事。也许，这些故事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在这条举世震惊的悲壮的航线上，至今还有一些谜没有揭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