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石屏作为云南屯田的一个重点地区，汉族涌入后与当地民族朝夕相处，进一步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各民族共同发展，使石屏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飞跃发展。
明代石屏的政治经济发展：元明时期，云南已成为全国的11个行省之一，元至元十三年(1276)中央王朝设立了云南行中书省，治所也由大理迁至昆明，实行了“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朱元璋平定中原建立明朝时，云南还是梁王所统治，因忙于安定中原大局，朱元漳还来不及分兵讨云南，1372年遣待制王讳带旨招降梁王。梁王知元朝气数已尽，犹豫不决之际元太子派来使臣杀了王袆。1375年，明王朝再派参正吴云带旨再次招降梁王，又被梁王杀害。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秋，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统兵30万平滇，12月便击溃了梁王兵，梁王自杀身亡；1382年正月，沐英分兵澄江、临安、元江各郡，撤除元置临安宣慰司，改置临安卫，行政上设临安府，石坪州更名为石屏州。改设云南承宣布政司(行政)、都指挥使司(军事)、提刑按察使司(司法)的省级三司机构，省以下均相应作了设置。
1382年，元代石坪州世袭土知州马黑奴被夺职，次年7月，马黑奴联络通海观音奴、宁州(今华宁县)吉台、蒙自阿也等部酋长叛明。马黑奴在异龙湖东坝心集结兵力，想攻打临安卫(建水)，临安卫指挥万德接报后当夜出兵，在异龙湖北岸大溃马黑奴，马黑奴寡不敌众，自缢而死。1383年，傅友德、蓝玉班师回朝，留下沐英镇守云南，沐英顾念云南离中原路程较远，驻守兵力难以保证正常的军饷粮秣，于是向明王朝建议实行屯田制度，得到了批准执行。通过大量的军屯、民屯，从内地迁来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促进了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开拓云南产生了重要作用。
沐英委派宣宁侯金朝兴、指挥金事万德掌管临安卫的屯田。在石屏设置了军屯34伍，其中石屏16伍、宝秀18伍，把土地全部分配给从征的军士，作为强制的任务进行垦荒种植，做到战时从军、闲时盘田两不误。据考证，当时每5人为一伍。享受军屯制的将士每人授田20亩，给籽种3石2斗，每年秋征50石入仓，每岁支24石养家，支籽种3石2斗，实交官仓盟石8斗。《明史•食货志》详细记录了军屯的情况以及士兵所承受的沉重负担：“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食，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在明朝实行军屯以前，石屏作为一个边远的地方，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元朝时期设省、实行土司制度，接受了汉文化后，风气逐渐开化，明初实行军屯，给这一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由于屯军都是江南地区所来，又与当地居民错杂而居，生活习俗逐渐趋同，衣着穿戴、行为举止都与中原相对齐，读书蔚然成风。妇女们习女红、勤纺织，夜深人静时仍能听到织布机的奏鸣声。时兴较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农夫耕田耙地已用牛力，前挽后驱，辛勤耕作。
明弘治十六年(1503)，参政陈宣、副使包好问、知府王资良、指挥庞松派军民1500人劈异龙湖海口河，引异龙湖水灌溉建水土地，这项耗时一月的水利疏浚工程，不仅湖落地出，增加了大片良田，而且滋润了邻近建水的广袤土地。其后，历任州官又陆续兴修和治理了赤瑞湖、九天观、宝秀新河等水利设施，做到了浚其源、节其流，百姓不误农时，膏腆之田收成大增。正如袁嘉谷《异龙湖歌》里所描述的：“穷荒谁开垦，丁口朝中税，华风谁渐被，戊癸日中市”，说明田赋、课税和市场也应运而生了。
蒋彝始建土城：明代是云南城市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石屏有城池的文字记录及实物见证肇始于此。
明成化十六年(1480)，知州蒋彝(四川涪州举人)在任期内开始建造四座城门，东门名迎恩、西门名通贡、北门名拱辰、南门名钟秀，为后来建设城池初步形成了框架。嘉靖三十年(1551)发生了元江兵变，因地接元江各民族杂居之区，署篆司李淮从战略防御考虑，动议构筑了周长4里3分(约2000米)的土城，郡守陈玉亭相继建起东西南北四城门，并在东、西城门上建起了城楼。西楼宏阔高耸，规制足垂永久，而其余东、南、北三楼因过于考虑了防御功能显得又矮又窄，许多登临过的士绅从一开始便有增修扩建之念头，然而考虑到动起工来劳师动众，因而迟迟不敢营建。万历二十三年(1595)，江西泰和人萧廷对由国子监助教出任石屏知州，上任之后便登高览胜，体察民意，第二年便下令兴修城楼，由涂时相负责筹工备料，以石砌瓮台，建起了东南北三城楼，基高3丈6尺，阔4丈7尺，深3丈6尺，条石360丈，梁栋、榱桷、砖瓦、灰钉类以万计。1599年重建四城门并更改了名称：东门名海日，西门名宝秀，南门名云台，北门名龙朋。
时至今日，在石屏县城正南边，还保存着明代石屏南城门楼。面阔18．23米，进深15米，通高5．35米。门洞用青石拱券，上弧下方。西南一方的门口高2．90米，阔3．13米。面北一方的门口高3．32米，阔3．54米。城门左右各倚墙立石狮一对，狮背上驮展翼鱼龙，基座正背两面刻有浅浮雕图案。狮座通高3．51米，宽1．10米，厚0．39米。城门向南一方的门头上镶嵌着一块石匾，上刻“云台门”三个楷书大字。据说这块红砂石匾原来留有上下段，上款是“万历二十四年”，下款为“知州萧廷对立”，明天启年间重建时截去了上下款，仅留“云台门”三字。
陈鉴筑砖城：明天启五年(1625)，在连续大旱又遭连绵大雨之后，石屏土城墙崩楼坍，此时正是江苏吴县人顾庆恩署理知州一职。顾博学能文，他深感土城在御敌及抗灾等方面诸多不便，废弃土城，改建砖城，才能够长期抵抗匪患。顾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州人陈鉴(字虚白)的响应，陈鉴首先捐银2000两，士绅纷纷解囊，共捐得5000余两投入扩建砖城。建城的陶砖每块长40．3厘米，宽20．5厘米，厚10．3厘米，重19公斤，右侧用印模压印“天启丙寅年造石屏城砖”等10个凹形楷字。
陈鉴，善诗文，精字学。由进士任刑部郎中，后出守广西梧州，旋升左江道副使一职，每个任上均有政声留名。石屏地方士绅民众十分感激怀念他首倡建城的功勋，为他建墓立碑。墓位于城西1公里的黑龙坡上，坐北向南，封土高2米，直径8米。墓正碑为青石，高180厘米，宽70厘米，厚20厘米。碑文楷书，正中直书“明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予告广西按察使司副使虚白陈公之墓”，碑身左侧直书“明，崇祯三年岁次庚午仲冬月五日立石”，“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季夏吉旦，州绅耆土庶重修”。碑两侧还对称地镌刻了两副对联，上书“竹帛铭勋丝纶三锡，梓桑保障俎豆千秋”，另一联为“秋后乌台芳留桂岭，封祟马表鬣重样乡”。每年春秋两季，乡人必前往扫墓祭祀。
知州顾庆恩征调人力，亲自处理扩城事宜，不到半年便盖起了东西两门，一年的功夫又建成了南北两门，周长748丈(约2468米)，城楼高、厚各2丈(约7米)，引异龙湖水，外凿护城池。城内街巷、商铺、谯楼，依次有序地摆开了阵势，费用不加多而规模却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数倍，百姓惊叹道：非有神输鬼运，何其费省而功倍若此。在扩建砖城中不惩罚一个士兵、不打骂一个平民，却做到了如期竣工。顾在任内重文教，还续修了《石屏州志》。因此顾庆恩之后的知府涂一科颂扬他前任创下的伟绩：顾公非有威驱势劫也，洁己以服人心，平价以慰众愿，不惜心力之劳瘁，日抚工役之辛勤，远方闻而就役者如归市。
堪舆学家萧廷对：石屏城经过了明朝年间几次大的修葺，城建不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且成为了守卫临安府的重要藩篱，“粉堞雄峙，湖流环绕，屹然为形胜之地”。沙定洲三次攻城未破，保全了城内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说到形胜，我们不能不提及明万历年间的石屏知州萧廷对对于石屏城保护与建设诸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萧廷对，字观我，举人出身，任内清正廉能，修建城楼、尊经阁、五亩书院、张本寨书院和秀山书院，兴学课士，构筑堰塘，兴修水利，置三社仓，储粮备荒，始修《石屏州志》，使“迤东文献名区历年久缺之典汇成一方之文献。”同时他又是一位堪舆家，精通山水地理，他认为石屏城是建在一个乌龟壳上，因而街道分布形式如同龟壳上的花纹，有“九铺一中心”之说。因而萧廷对在任内着力按照这一思路进行规划和建设，彰显出了这一城市独具魅力的个性特征。石屏古城道路骨架由向四方辐射的东正、西正、南正、北正街构成，四条街在城中心相错汇聚。其他街巷也多以“丁”字相连，与“弯街曲巷”共同构成古城格局与街坊特征。
甲榜开先杨廷相：甲榜开先杨廷相，1513年生，字燮甫，号台峰。其故居在县城南正街34号至41号。明朝嘉靖甲辰(1544)科取三甲第131名进士，在南京大理寺任职10年，官至大理寺左寺。嘉靖乙卯(1555)被任作河南府知府，奉沼治理一切屯邮。杨廷相到任后，大量裁撤冗员，革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弊政，推行革新措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河南任职4年期间，正碰上域内连年灾荒歉收，逃荒讨乞者满道，许多人还饿死于半途，杨廷相带头捐款赈济饥民；想方设法帮助灾民度过了难关。因而当他卸职赴湖广就任布政司右参议时，送行的“吏民攀卧，车马轵不得发”。当朝掌握实权的大臣嵩贵幸无视国法，纵容唆使儿子嵩世藩恫吓下属官员，并到处挟索贿赂，杨廷相刚到湖广任职，嵩世藩派人来要挟3000两银子。杨不甘与他们同流合污，横眉冷对这一卑劣行为，结果遭到嵩党报复，不仅数年间未得迁调，甚至几乎连性命都搭上。1564年，他告官返乡。
杨廷相回到家乡后闲居近30年，此间他教子读经，乐善好施，捐资修造了海潮寺，修筑化龙桥，传为一时佳话。
海潮寺为异龙三岛大瑞城的名胜之一，庙进四层，二殿前庑极长，天井宽广，有两个大殿中间用长桥接通，林木参天，左右有偏殿。后二殿上有回楼，1638年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来石屏探寻南盘江西源曾登楼，称“湖中植莲以此为盛，甲于全滇”。1960年后海潮寺因无人管理，全部倒塌。
化龙桥的修筑，寄寓着这位甲榜开先的一片殷切期望，“化龙桥”含有文士赶考，取中者“化龙登天、直上青云”之意。明、清时期，石屏的童生到临安城院试考秀才，秀才到昆明乡试，举人到北京会试，州县官例行须送出城，州官送考生坐上大轿，敲锣打鼓地到化龙桥饯别敬酒，考秀才者每人送上三钱银子，考举人者每人赠三两银子，预祝他们金榜题名、凯旋荣归，一直目送赶考的船只逐渐变小，官员士绅们才返回城中。化龙桥在东门外二里白马庙、大瑞城与县城的三岔口，为三重檐楼阁式风雨桥，行人可避雨纳凉，眺望湖水田畴，是一处近郊风景，可惜毁于民国初年，再以异龙湖水的退潮已不见桥之痕迹。
杨廷相《善觉寺》一诗云：
千年雄刹占名峰，花草芳菲物色浓。
游客有诗题古壁，老僧无事倚长筇。
黄鹏鸣处金藏柳，白鹤来时雪点松。
风景无边堪入画，夕阳一片数声钟。
明万历年间进士涂时相有感于杨廷相建造化龙桥，寄寓桑梓兴旺之盛举，吟有《化龙桥》，诗云：
屏湖地阔水溶溶，多少神龙化此中。
却讶导河成巨涯，阿谁鞭石驾长虹。
楼观苍海穿波日，户纳无涯缩地风。
题柱渐余今渐老，飞腾雷雨听英雄。
万历二十二年(1594)，杨廷相以81岁高寿病故。尚书包见捷(建水人)为他题写墓志铭，称颂这位乡贤：“仁而为德，于官今而无薪荣；归而为善，于乡今而无近名。夫惟不盈，是以能成。”
《明史》列传的彝族都督龙在田：龙在田(?一1652)，《明史》列传的石屏籍彝族将领，故居在龙朋镇西北3公里的旧寨。他的先世自明代中叶充任地方保正，父子相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龙在田以里长之职率乡勇行保境安民之事，由里长充保长，承袭了土守备。
正值明朝末年政治衰微，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土司之争也相继发生，明朝驻守云南军队无力进行镇压，只得利用地方武力，龙在田此时招募乡勇数百练武设防，修筑龙朋城，加固石屏城，声名鹊起，应诏率部为明王朝平定了云南乌撒安效良、武定张世臣的叛乱，参与征伐湖广、河南、贵州等地的农民起义。由于龙在田胆识过人，众兵卒骁勇善战，使普名声和万氏三次攻打石屏城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声名大振，由土守备升至都督同知。
清顺治三年(1646)，蒙自土司沙定洲勾结万氏与统治云南的沐天波争权夺利，沐天波逃出昆明躲到楚雄。沙定洲进而盘踞省城，妄图称霸滇中，云南局势危急。为了效忠和维护风雨飘摇中建立起来的南明政权，龙在田挺身解救沐天波，但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这时，联明反清的张献忠在四川被害，其大西军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率余部南下。顺治四年(1647)三月，龙在田至贵州说服李、孙入滇击溃沙定洲的武装势力，彻底平息了沙定洲的叛乱，云南局势暂时缓和。随后，龙在田也退居石屏，顺治十一年(1652)卒于家中。
龙在田葬于龙朋镇核桃园村龙氏家族基地，碑文阴刻“皇明救进荣禄大夫左军都督龙公墓”。
据文物专家苏佛涛先生调查考释，龙氏后人还收藏有龙在田画像。清乾隆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所题像赞，对龙在田一生多有褒奖之辞：“龙在田值边陲多事，奋其勇略，著绩戎行，捐躯力战，可谓无忝爪牙之任矣，夫摧锋陷敌，宿战犹难，而在田一土官舍人，提兵裹粮，崎岖战斗，急公赴义，有足多者，彼仗钺，临戎缩肭，观者视此，能无愧乎。”
《明史》列传记述了石屏彝族一品武官龙在田的生平及军功，赞曰：“滇南土舍，奋志功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