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吾乡也。吾游数万里，觉可恋之誉之地，莫若滇焉!”这是大魁天下的滇人袁嘉谷的肺腑之言。经济特元袁嘉谷不仅令勤学上进的石屏人引以自豪，更是云南众多历史文化名人中的杰出代表。
袁嘉谷故居：袁嘉谷故居位于石屏县城南正街22号，是一幢清代土木结构楼房建筑，坐西朝东，由大门、二门、三门、内院组成四合院。院内上下堂屋，天井位于南北向中轴线上，楼上是“走马转角楼”。故居大门东向，门前有垂带踏跺，大门额枋上悬“经济特元”直匾，循通道进入三门，上悬“国朝第三人”横匾，内院上堂屋楼上悬“名高东海”横匾。匾上文字原为清末大学士张之洞、王文韶等题书。
袁嘉谷故居于193年被省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内展出袁嘉谷生平事迹，有年谱、部分著作以及书法作品。
经济特元：1872年8月23日，袁嘉谷出生在石屏县城一个耕读人家。他的祖籍为江苏溧水，先祖十七世袁会者明洪武时期军屯后落籍于此，后渐成一家族。他的父亲袁德洋是一个懂文化、善经营的精明人，经营“乾利贞”商号，做食盐、棉花、茶叶生意井井有条，同时为8个子女(7男1女)读书成才创造了许多条件。
在儿子中排行第五的袁嘉谷，字树五，号屏山，5岁始习文，6岁能诵《四书》，10岁对佳联，14岁写作《闻人道安南事》。1890年18岁时与石屏硕儒张舜琴之女结婚。1893年应省科试名列第一，进入当时云南最高学府经正书院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发愤苦读，经正书院山长陈荣昌也特别赏识这名高才生。
科举是我国封建社会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正常的科举与特科有所不同，正式科举为每3年举行一次，而特科则是国家遇到困难时由皇帝下诏临时决定开科，以选拔急需的人才。清朝近300年中，共出过112个状元，特科考试开过三次：第一次为康熙十八年(1679)；第二次为乾隆元年(1736)，均开设“博学鸿词”科，分别急调纂修《明史》、’《大清律令》与《大清一统志》的人才；第三次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戊戌变法失败后罗致“经国济世”之才而开经济特科。
云南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未曾问鼎状元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广西调任云南提学使的张建勋倡修昆明聚奎楼，其意在勉励学子发愤，考取功名，为滇省扬名争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云贵总督尚书魏光焘奉诏，准备举荐袁嘉谷参加癸卯(1903)经济特科考试。
按照经济特科规定，举行省级乡试三场，考中举人资格再进京参加会试和复试。
次年春，袁嘉谷赴汗京会试，再入京殿试，登二甲第62名，赐进士出身；朝考，又取一等第9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同年五月，应荐参加经济特科试。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二十一日，特科复试在保和殿进行。袁嘉谷顺利通过会试和殿试后，参加一论一策的两场复试。首场试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次场试题为《恒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
冯玉祥将军给云南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礼物。1924年，他顺应历史把博仪请出故宫，在整理有关文档时，发现了袁嘉谷的应试卷，便派人送到云南面交袁嘉谷保管。在《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一文中，袁嘉谷主要考证了《周礼》农工商皆设置了专官，然后批驳了自商鞅变法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中国应以农、工、商并举发展，彻底改变贱工、贱商的偏见，提出了培育人才、变法自强、发展经济的主张。
试卷洋洋万言；融汇了中国学术思想之精华，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其开篇两段是这样写的：“天下事，败阀者敝，全备者精，泛骛者疏，专一者密。始也，无人不范之于学，无事不精之于学；学全备而专一，遂以立官人之原。继也，无官不选之于学，无学不用之于官。官全备而专一，遂以收至治之效。”“稽我中国，其惟成周之盛乎?夫成周之盛，盛于周官，周官之隆，隆于学校，下自乡遂，上至成均。学焉无弗专，专焉无弗成，成焉无弗行，行焉无弗效。效之绰绰，裕而荦荦，大者曰农、曰工、曰商。顾欲详农、工、商之效，先考农、工、商之职。欲考农、工、商之职，先别农、工、商之目。”其后就农政、工政、商政一一考说，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诚本斯意，以作育人才，变法自强，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循名责实，安内御外，举周礼农政、工政、商政，而一一法之，复举周礼农政、工政、商政之外，而一一备之，毋悖古毋泥击古，因时制宜，仍不失全备专一之旨。吾国庶豸乎!”
由张之洞等8人阅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张评论：“精博和厚，似姚秋农一流文字!”会试大总裁孙家鼐赞之“弁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话!”一致推举为一等第一名。慈僖太后和光绪皇帝曾两度召见，赞扬他是“无双的国土”。
袁嘉谷取经济特科第一名，成为自元设行省以来的首位云南大魁天下之士。云贵总督魏光焘大喜，题“大魁天下”匾，由贵州书法家钱登照书撰制匾于聚奎楼上。其后石屏东门楼也悬此匾，袁嘉谷故居挂上了朝廷钦赐、大学士王文韶书的“经济特元”红底金字直匾，大学士孙家鼐也书写了朝廷所赐的“国朝第三人”横匾，另有“袁太史第”、“名高东海”等贺匾，伍叔葆也题联相赠，曰“一代声名跨钱尹，两朝鸿博伉彭刘。”
强烈的爱国爱乡情结：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成长的硕儒，又出生在清末边陲小城，目睹国家之兴衰成败，袁嘉谷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国爱夕情结，他把这浓烈的情结归纳为“三尚”和“六爱”：即视尚强、尚任、尚真和爱心、爱亲、爱乡、爱国、爱人、爱物为做人之本。
1885年，面对冯子材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获得镇南关大捷的战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却下诏停战，并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越南条约》。14岁的袁嘉谷听人讲述后，心弦受到触动。此时也正是他通过童生考试成为州学秀才不久，他便以广博的知识面和敏锐的洞察力，写下了第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闻人道安南事》。
1898年袁嘉谷到北京参加会试后，他的思想从单纯的呼吁反帝逐渐转变为探索富国强兵之道，为救国救民而献计献策。时值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他很快接受了民主思想，两次毅然上书朝廷，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要求争回滇越铁路的修筑权。上书受阻，变法失败，但他深受改良派的影响，认识到必须彻底抛弃八股学风，寻求治国之策，他的学业从此有了新的方向，也为他3年后阐述救国之策打下了基础。
1907年，云南灾情不断，他如实上奏《赈济滇民疏》，并在朝廷内募得1700余两白银，悉数分贩云南父老及石屏灾民。交石屏的部分贩款建起了第一个公米店，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仍记得当年青黄不接时到公米店排队领贩米阶情景。
袁嘉谷力主抢救敦煌文物的义举，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段佳话。
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1900年5月，道士王圆箓在16窟甫道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一满贮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的石室，文物共5万余件。除汉文书的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写本外，藏文、梵文、怯卢文、粟特文、古和图文、回鹊文等各种民族文字写本占了1／6，并有绢本绘画、刺绣等美术品数百件。汉文写本中拥有一批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地志、户籍、账 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是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即晋至宋)近10个朝代的文物图书，具有珍贵的价值。从1905年开始，沙俄、英国人以极低的价钱向王道士换取了许多文物。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运走几十箱，还带了数十卷到京炫耀。袁嘉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带人去查看，慧眼独具地发现那些资料都是国宝，即告学部，急电甘肃总督：“凡敦煌窟中，片嫌一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并追回已运到陕西的数千册古籍，由学部收管，使敦煌文物免遭了更大的损失。
立志教育救国：1904年8月，袁嘉谷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和政务，并兼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在为期一年的考察中，他进一步确立了救国救民、教育是根本的思想，他认为“天下治，由于人才，人才之兴，基于教育果以所至。”袁嘉谷先后到东京、长崎、札幌、江户、足尾访问，与日本学者进行文化交流，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变化留下至深印象。他对百余位云南在日留学生关怀备至，因材施教，让各人确定修业目标，会泽唐继尧原报师范，是袁让其改学武备；还有云南近现代历史上众多耳熟能详的名字：李根源、顾视高、李鸿祥、周钟岳、秦光玉、罗佩金等，他们的成长史上镌刻着袁嘉谷的殷切关爱。著名学者梁之相忆及这段难忘岁月，用诗篇记下感激之情：
荣膺学符转东瀛，海天三岛领群英。
富士山头来化雨，方壶圆峤赏春樱。
1906年6月，袁嘉谷被聘任为新成立的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主管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编写事宜，请了王国维、高步瀛、严复等著名学者参与编写，次年春便陆续出版规范的教科书。
1909年底，38岁的袁嘉谷奉命出任浙江提学位，就碰上轰动全省学界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他妥善地处置了这场称为“木瓜之役”的棘手风潮，颇得民众信任。旋即又兼布政使，他廉正为官、勤政为民，在任两年使全省各类学校发展到4000余所，还促成浙江省图书馆与云南省图书馆互换版本图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选择了弃官回乡的道路。数年的积蓄800块银元，被他捐赈了这年七八月间的浙江大水灾，回乡的盘缠也由“浙水公赆，始克成行”。回到家乡石屏后，他支持倡办了女学，并针对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妇女裹足的陋习，成立了“天足会”，由其母亲任会长，鼓励妇女姐妹们放开裹脚，走向社会。
学术研究之成就：从金榜题名到退隐家乡，袁嘉谷做了8年朝廷官员。40岁，正值年富力强，他激流勇退，读书，写字，深研学问造福桑梓。他虽先后任过国会议员、省参议员、云南盐运使、省政府高等顾问、省图书馆馆长、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仍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成为民国时期云南学术研究的泰斗。
文如其人，字像人形，袁嘉谷的成就之一是他的书法艺术，早年他在父亲的指导下遍临历代书家法帖，尤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楷模，墨迹不仅留遍三迤，且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有一席之地。《中国书法大辞典》评价他的书法： “袁氏书工行楷，以王(羲之)、欧(阳询)为本，兼取诸(遂良)、米(元章)，自创一格，以峭拔、俊秀称胜，见者呼之‘袁家书’。”
这一时期，袁嘉谷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国史馆馆长赵尔巽着手编撰《清史稿》，聘袁嘉谷为协修，任《选举志》、《文苑志》、《大臣传》、《地理志•云南部分》的编辑；为家乡主纂《石屏县志》凡40卷，历时27年；云南省志馆也请他主纂《云南大事记》；1923年云南大学刚成立就首聘他为国学教授，之后他又延揽方国瑜等有志学者执教云大，开创了滇史研究之先河；受聘为云南省图书馆馆长，辑刻《云南丛书》。他毕生研究云南地方文化，留下了400多卷著述。
袁嘉谷诗文著有《卧雪堂诗集》、《卧雪堂文集》、《留砚堂诗选》、《滇诗丛录》、《南园书画集》、《遗爱集》等；考证经史的有《四书札记》、《诗经古谱》、《诸儒通义》、《孔氏弟子籍》、《移山簃随笔》等；历史研究方面有《国史功臣列传》、《滇绎》、《云南大事记》、《云南地理志》、《滇南金石萃编》、《滇贤遗像遗墨》等；主纂有《石屏县志》，参与编纂了《清史稿》、《新纂云南通志》。
1937年12月23日，《责倭寇》这篇抗日檄文尚未脱稿，袁嘉谷怀着忧愤离开了人世，享年历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