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朱元璋调兵30万，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帅，进军云南。在曲靖白石江击败元兵10余万，随即占领中庆路。接着，分兵直指滇南、滇西。次年正月，明将金朝兴领兵直下通海、建水，元右丞兀卜台、元帅完者都投降。
明代仍设建水州。废除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改临安路为临安府，府城设于建水。
临安府下辖4州5县9长官司，即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今开远市)、宁州(今华宁县)，通海县、嶍峨县(今峨山县)、河西县(今通海县河西镇)、蒙自县、新平县，纳楼茶甸长官司(今建水县官厅镇和元阳县大部)、思陀甸长官司、左能寨长官司、落恐甸长官司、亏容甸长官司、溪处甸长官司(以上6司均在今红河县境)、教化三部长官司、王弄山长官司(以上2司在今文山县境)、安南长官司(在今蒙自县东老寨)。明初尚辖新化州和宁远州，后均裁撤，新化州改新平县。9长官司均改为副长官司，即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为长官的“土司”。此外，还曾领辖一个八寨长官司(在今马关、西畴、麻栗坡县一带)。可见，临安府辖地包括今红河州、文山州和玉溪地区的大部，境域广阔，旧志上有“北抵澄江，西连楚雄”，“南邻交趾(今越南)”，“为滇上阃”、“边徼重地”之谓，而成为滇省巨郡。
军事重镇 滇南锁钥：与设府同时，在建水设立军事指挥机关临安卫指挥使司，简称“临安卫”。指挥使司设世袭指挥使5员、同知3员、金事15员、镇抚1员。卫下辖千户所8个，其中5个千户所驻建水，2个千户所驻通海，1个千户所驻蒙自新安所。千户下辖百户，百户下为营，营下为伍。每个千户所有士卒1120名，全卫共有士卒约9000名。
洪武二十年(1387)，临安卫指挥万中奉命在元代土城的基础上，拓地改建砖城。城周六里三分，城墙高二丈七尺。墙体全由军匠烧制的每块长42厘米、宽20厘米、高12厘米、重20公斤的巨砖镶砌而成。筑有4座城门，东门叫迎晖门，南门叫阜安门，西门叫清远门，北门叫永贞门。门外各筑有一道瓮城。城门之上各筑有阁楼三层，高四丈余，广六丈。登临其上，俯嫩万家烟火，行人如蚁。东南隅筑有钟楼，铸铜钟一日，重约1吨，上有“明洪武二十五年”、“临安卫”的铭文。还建有守城小铺48间，供巡夜的兵丁歇息。城外西北方辟校场一块，为军队训练场所。临安府、临安卫和建水州官署均设在城内，叫府卫同城。
成化十二年(1476)，增设临元兵备道于建水城，长官称副使或金事，整伤临安等地军事，兼领临安、澄江、广西、广南、元江5府卫所和8长官司土司兵(《明会典》)。成化十六年(1480)，兵备副使何纯重修城垣，并凿护城堑壕，深宽各一丈。成化二十一年(1485)，金事刘福于每城门置铁炮两门，并覆之以亭。弘治元年(1488)，副使谢秉中于城墙上每隔30步筑1台，堆放制箭镞的翻石。随后，副使王一言、王吴先后添设兵房30间。嘉靖二年(1523)，副使王纳诲于每城门添置“严谨门禁，盘诘奸细”牌。嘉靖五年(1526)，副使戴书于东西门内建金鼓房12问，四楼皆有更鼓，在东城楼置计时器铜壶滴漏。
于是，“临安遂屹然金汤”，“巍然鼎峙于三迤间”，“为滇南之锁钥，询边陲之保障”而成为军事重镇。昔日城内建有“两选锁钥”牌坊一座，以示其显要坚固：到了清康熙年间，又增建炮台10座，石屏书法家涂啅书写“雄镇东南”巨字匾额，悬挂于东城楼上，更加给古城增添了几许坚毅强固的感觉。
朝阳古楼 南中大观：说起东城门朝阳楼，那是古城的人们最健谈的话题。它建成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形同天安门，人们也习惯于称它“小天安门”，实际上它是比天安门还年长28岁的兄长，至今已是高龄613岁，为城内古建筑中仅次于指林寺大殿的“老寿星”。它经受住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大地震摇撼，依然巍峨耸峙如初，成为历史名城的重要标志。
筑城之时，原有4个城门，形制与东城门完全相同，景色一致。但是，到了清顺治四年(1647)，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将领李定国攻城，北城楼被毁。顺治十六年(1659)，清兵入滇，与李定国部下贺九仪战于城下，九仪不支，弃城而走，又被焚毁了西、南二城楼及钟楼。康熙四年(1665)，临安知府曹德爵重建北城楼，守备李承芳重建西城楼。七年(1668)，建水知州李滪重建南城楼及东、南、西瓮城楼。然而，重建的北、西、南三城楼，只经过200多年的时间，到了光绪年间都相继倒塌了，而东城楼已历时近500年，仍岿然屹立不动，可见明初建楼时的施工质量之高。接着，知府刘毓珂、知县秦述再建南、北、西三城楼，每楼也由三层减至两层，其逊色之处，与东城楼简直不可比拟。只经过数十年，也都先后坍塌了。“惟东楼巍然独存，犹属故物”。这就越显出东城楼价值之珍贵了。
《健水州志》记载旧有十景之一的“东楼凌汉”：“东城楼，高百尺，千霄插天，下瞰城市，烟火万家，风光无际。旭日初升，晖光远映，遥望层楼，如黄鹤，如岳阳，南中大观。”故又名朝阳楼。城门依地势筑于高阜，巨砖镶砌拱形门洞，朝阳楼即蜕起于门洞之上。楼高3层，每层覆以歇山式屋顶，据角飞翘，画栋雕梁。流云摩肩，飞霞浮顶，巍峨耸峙，雄踞一方。全楼由48根木柱支撑，分6行排列，每行8根。中间两列柱形粗大，直通顶楼。其外两列稍细，直通二楼。最外边两列较细而且短小，仅支撑底楼屋檐。这种排列阵势，有人形象地称为“螃蟹支撑”，其特点是重心稳固，支架结实，梁柱全用木榫扣牢，难怪大地震撼它不动。旧志就有这样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的一次地震中，“每震时地如雷鸣，人民簸荡如载覆舟，见东城楼倾侧复起数次。”檐角挂有风铃，每当和风送爽，悦耳之声不绝。春夏间上千紫燕栖息于檐下，往来穿梭于楼前，更增添了几番热闹景象。
顶楼檐下，东西两面各悬有“雄镇东南”和“飞霞流云”’巨字匾额。前面已述及“雄镇东南”为石屏书法家涂障所写，需要补叙的是，大约百年之后，当中的“镇”字匠跌落下地，摔坏了右半边的“真”字。后有郡人王为翰书学涂啅，也善擘窠大字，补写后悬挂上去。若干年后，新任知府、全国著名书法家王文治下车伊始，一眼就看出其中批漏，诙谐地说：“三条真龙中间夹着一条死蛇!”人们都佩服他慧眼独具。“飞霞流云”四字，为情人宋湘临摹唐代草圣张旭的字体，笔飞墨舞，潇洒秀丽，人说“飞”字犹如魁星点斗，“霞”字好比霸王举鼎，“流’’字有似刘海戏蟾，“云”字宛若天女散花。
解放前朝阳楼已年久失修，门窗楼板俱被拆卸一空。解放后几经修缮，现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一对联赞其壮美：
栋宇薄云霄，雄踞南疆八百里；
气势壮河岳，堪称滇府第一楼。
大府雄州 繁华富庶：明代作为脑安府首邑的建水州，交通便利，物产丰盛，是滇南一带的物资集散地。当时的情景，在谢肇制所著的《滇略》一书中，这样记载：“临安之繁华富庶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鱼螺之产，不可弹述，又有铜锡诸矿，辗转四方，商贾辐辏。其民习尚奢靡，好宴会，酒看筐篚，殆无虚日。”
交通运输和邮传的发展，是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这时在建水设立新建驿和曲江驿两个驿站。新建释在建水城东迎晖门外草站村，隶临安府；曲江驿在城北40公里，又叫馆驿，隶建水州。两驿各置驿丞一员，皂役数人，有马若干匹。向北与通海驿、江川驿、晋宁驿和滇阳驿相联结，往东接阿迷释和蒙自驿，往西有宝秀驿。陆路除继续与安南频繁交往外，还开辟了临安府至老挝路，《临安府志》有载：“明永乐初，……屡入贡皆取道临安。”具体路线是由府城至石屏，再西行3天至元江，7天至普洱，两天至思茅，再南行4天至车里宣慰司(今西双版纳州景洪县)。为减少徒涉之苦，首次修建了一批石拱桥，有大新桥、泸江桥、迎恩桥、飞虹桥等12座。
邮传方面，每隔十里至数十里设一铺舍，置铺兵数人，逐铺传递公文和书信。建水共设12铺：北路有府前铺、白鹤铺、南床铺、阿卜铺、青花铺、曲江铺、马柯铺与通海县的铺舍相交接；东路有甸尾铺、龙泉铺、梭罗铺与蒙自县铺舍相交接；西路有板桥铺，与石屏县铺舍相交接。
卫所军队大举屯田，大兴水利建设，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明军人滇后，“兵多民少，粮饷不给”。起初，命杨盘等人筹集粮调，征得粮食5000石，顺红河水运至临安府界之水尾，以供军队食用。后大军班师，留沐英镇守云南。沐英提出令军队屯田自给的主张，得到朱元漳的首肯。
于是，卫所兵员以十分之三守城，十分之七屯垦。士兵都是长江中下游的汉族，家属也迁来一同屯种。计驻建水的5个千户所兵员中，除去守城的三分马步旗军932名外，分驻各村庄从事屯垦的，有屯军1197名、舍丁3002名，还有军余(兵士家属)18202名，辟有南庄屯、西庄屯、黑冲屯、旷野屯、洞口屯和曲江屯，共有职田(官吏禄米田)5957亩、屯田43655亩。年交夏税1243石、秋粮19292石。设临安卫仓(即西门大仓)和曲江仓以屯粮。每丁耕田20至30亩，年交租50石，可留口粮24石、种子3．2石。卫所屯田开垦了大量荒地，带来了内地的先进农耕技术和水车、水碓、水磨等生产工具，并且大规模兴修水利，改善耕作条件，如弘治十六年(1503)临安知府王资良、临安卫指挥庞松，调集兵民1500人，开挖异龙湖口泄水道，引水灌溉临安田；万历年间，临安兵备副许许宗鉴派兵丁修筑泸江河堤，并置“桩柞田”作修河费用，有效地减除了水患，使得临安坝子的农业生产有了0很大发展。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建水州居湖滨之民以捕鱼为生。可知当时湖泊仍广，渔业生产也较发达。
史料还记载，此时临安府盛产金、银、铜、铁、锡、铅和茶、糖、纸、布等多种产品，采矿业和手工业也达到较高水平，且“以贝交易，多积为富”。贝币(俗称海肥)作为交易的媒介广泛流通。贝币每枚称庄，四庄称首，四首称苗，五苗称索，每索就是80枚海贝。
《明实录》记载：永乐九年(1411)云南临安府溪处甸长官司(民国时期为建水县永平乡)岁纳海肥七万九干八百索，海肥非本土所产，需于临安府买纳，乞准改纳钞银。这就是此地当时流通贝币的真实记载。由于物产丰腴，商业繁茂，而有“甲第连云，歌钟振海”，“人民殷富，人文亦盛。自省会而下，称第一”的景象，故有“金临安”之誉。 就建水州而言，《明史》记载：纳楼茶甸长官司(今建水县官厅乡)北“有羚羊洞，产银矿”。
又另有矿场三处，一处叫中场，一处叫鹅黄，一处叫摩河。正德《云南志》记载，建水州已开采判山银矿，并采铅矿。铜矿的开采、冶炼和铸造水平也较高，现存朝阳楼、铸于洪武年间高1．6米、口径1．43米的临安卫铜钟，以及云龙山真武宫前存放的铸于天启年间的铜香炉，就是明证。临安城不仅是滇南矿产品的集散地，而且也是金属器皿的加工制作中心。建筑业以修筑朝阳楼、大新桥和脑安卫城为代表。万历年间修建的曲江大新桥，为滇南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长82米，宽12米，3孔，跨越两山之间，下临峡谷湍流，“望之若渴虹下饮玉池”，壮观而又险要，屹立至今已近400年。建筑业的兴盛带动了砖瓦、石灰等建材业的发展，现在俯仰可拾重达20公斤的巨型城砖，为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物。
手工业方面，城南数十里的花木脑村碑文记载，洪武年间就有南京应天府来的工匠，利用这里山间的野生滑竹制造土纸。时至解放后，花木脑以及相邻的上下纸厂等村子，仍是专业的造纸村。陶瓷业也有进一步发展，现存文庙棂星门顶的脊柱上，镶有4个青花蟠龙瓷罩，各高80厘米，直径40厘米，上部雕有蟠曲的青龙，下部绘云水纹和花卉，据碑刻记载，棂星门重建于景泰年间，此瓷罩当是550多年前的青花陶瓷精品。食品加工方面，正德《云南志》还有临安产糖和但饵的记载，但饵就是糍粑和饵快，有谓：“州中士人凡遇时节往来，以白粳米炊为软饭，杵之为饼，折而捻之，若半月然，盛以瓦盘，致馈亲厚。”
人沐诗书 追忆二贤：洪武年间，官至山西右参政的王奎和山西右布政使的韩宜可二人，因事谪戍云南临安卫，千里迢迢来到建水。在此相与讲学达十五六年之久，临安子弟争相受学，文风大振，士子学业猛进。二人离去后，临安官绅追忆二公大兴文教之风，在文庙内建景贤祠祭祀他们。在全国文庙中，景贤词是绝无仅有的乡土祠祀建筑。迄今500余年，屡毁屡兴，依然屹立不废，足见临安人士对二贤追思之情深意驾。
王奎，字景彰，一字景常，松阳(今浙江遂昌)人。明洪武初，为怀远教谕，以博学应诏入朝，皇帝命其作朝享乐章，定藩王朝仪。累官至山西右参政，后因事谪戍云南临安卫。
韩宜可，字伯时，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洪武初，荫授山阴教偷。后升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远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与中丞涂杰受皇帝宠幸，正传帝坐，从容谈话，宜可直趋前去，掏出怀中奏本，弹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擅作威福，乞斩三人首级以谢天下。皇帝怒道：“快口御史，敢诬陷大臣吗?”令下锦衣卫狱，但随即释放而出，任陕西按察司金事。后授山西右布政使。也因事谪戍云南临安卫。
当时建水文庙内，因元时的庙学改建为临安府学，还有临安卫学也建在其内，正为缺乏师资犯愁(元代的庙学需聘请四川人充任教师)。二位文人学士来后，临安卫指挥万中委之以重任，让他们担任教师教育军中子弟，经过10多年的苦心教诲，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正德《云南通志》谓：“初，临安人不知学，自二公来相与讲论庚唱，郡中子弟翕然从之，于是文教始兴，至今犹景仰焉。”雍正《云南通志》也说：二先生“行谊纯笃，能诗文，一时士大夫多尊礼之，使子弟受学”。府志、州志也都有这样记载：“临安文化之开，自韩都谏、王学士两先生谪戍始”，“郡人士从游者众，临阳文教自是兴”，“临安文风实二公倡之”，两先生“师表于兹盖十有六年，于是士习始变，人文始著，临安子弟殆无有不学焉者矣!”“而临士亦始自永乐丙戌第进士，仕者相望于朝也，两先生之功不可诬哉!”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二人的景仰追思之情。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建文帝即位，经朝臣举荐，首先起用韩宜可为云南参政，后升任左副都御史，著有《南诏稿》。不久，王奎亦被召还朝，后任大学士，著有《云南稿》。
成化二十二年(1486)，临安府学训导赵子禧在文庙内二先生读书台遗址处“构祠三间，以栖公神”，副宪包裕塑二公遗像于其内，并题“寄贤祠”匾悬祠上，春秋上丁日与祭孔子同时祭祀二公。
嘉靖五年(1526)，副使戴书重建寄贤祠，并“于祠前易广其地，作前后讲堂者二，环以书房总四十间”，新题门曰“寄贤书院”，聘请教师，招收门徒，讲学于此。
清代又先后作了4次重修，书院虽废，祠址仍存，先改名“景贤祠”，以后又易名“二贤祠”。直到民国年间，“临人士每过其处，仰瞻遗像，追溯前徽，莫不肃然起敬，景仰不忘，于以见二公之德泽感人至深且远矣”(民国《建水县地志资料》)。
前人曾作《临安纪事》的怀古诗，有句云：“地经战伐仍千户，人沫诗书忆二贤。”后一句即指此而言。
桂湖福东 升庵遗踪：朝阳楼东太史巷旁，有一小湖，广约7万多平方米，原是一个莲花池，俗称洗马塘。相传筑城时于此取土而成洼塘，守城兵士在此洗马而得名。
湖面被堤隔为三潭，中有二小岛，岛上建石凉亭，惜一岛已被填筑他用。湖畔有福东寺，现存山门、前殿、正殿、两庑及两耳楼。前殿之前，临湖建有廊庑水树，设美人靠，可赏荷观鱼。其旁又有水林园一座，也称叶家山址，为进士叶瑞别墅。嘉靖年间，著名文人学者、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号升庵)被谪戍来滇，曾受叶瑞邀请，两度来此居住， 开馆讲学，并与阿迷进士王廷表诗词唱和。湖、寺、园结为一体，绿荷潜鱼，竹梧萧疏，水石清华，湖光山色，风景独佳。清光绪年间，重建福东寺时，建水知县、蜀南人吴昌祀认为，此间为升庵先生流寓之所，山水双佳，与升高故乡四川新都桂湖相仿佛，题“小桂湖”匾悬于正殿，使此湖得一雅称。
升庵寓临安，撰写了《四贤祠祀》、《刘都谏阡表》等碑文，还作了数首诗词。如《临安除夕》诗：
去年除夕叶榆泽，今年忽在临安城。
斜看暮景飞腾意，正念天涯流滞情。
寒梅判山我欲寄，烟草泸江谁唤生?
邻墙儿女亦无睡，岁火天灯喧五更。
又有《临安春社行》诗：
临安二月天气喧，满城靓妆春服妍。
花簇旗亭锦围巷，佛游人嘻车马阗。
少年社火燃灯寺，埒材角妙纷纷至。
公孙舞剑骇张筵，宜僚弄丸惊楚市。
杨柳藏鸦白门晚，梅梁栖燕红楼远。
青山白日感羁游，翠鲜清樽讵消遣。
宛落风光似梦中，故园兄弟复西东。
醉歌酩酊月中去，请君莫唱思悲翁。
诗中描述了昔时燃灯寺的社火盛况和他自己悲凉的心境。
福东寺前殿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升庵先生像赞碑》，上部正中阴刻着一幅杨升庵晚年像，高仅20厘米。先生身着长袍，戴帽，手拄竹节杖，龙钟老态，俨然学者风度。左刻隶书《自题像赞》：“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愧乎君亲。遭逢不平，以处安边，歌咏击壤，以乐余年。天之赋畀，何其蔫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充而盈，宠为辱，平为福者耶?死亦不忧，生亦不喜，生顺死安，可谓云尔。死于此，葬于此，斯已矣!积善不报，在诸子师友相厚之极，故及此。”下面还有光绪年间临安知府贺宗章的题记，说明他在得知福东寺是四百年前升庵寓居地后，就极力寻求先生遗像，在得到昆明高峣升庵祠拓本后，就携来摹刻于此。前些年重建高峣升庵祠时，那里的遗像已不存，幸而得以由福东寺存 碑重刻。此外，还刻有贺宗章凭吊升寇先生的几首 诗，其中一首为：“蜀国杨夫子，滇中老寓公。文章继前汉，议礼贬孤忠。吾道南来后，君思北望空。传神如地水，到处有清风。”
在建水，广泛流传着杨升庵与王廷表、叶瑞诗词往还、互相唱酬的铁事。在《叶氏家谱》中，夹着一张诗笺，记载着这样一段往事：一天，三人与某钦差和建水州牧在小挂汹畔饮宴，席问行酒令助兴，条件是以水为题，必带水字。升淹首先顺口吟出：
“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莫，去了溪边水，加鸟变成鸡。得时猫儿雄似虎，退毛弯风不如鸡。”接着，王廷表想奚落钦差，也吟道：“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了淇边水，加欠变为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钦差遭讽，不甘示弱，回敬一首：“有水也是让，无水也是土，去了让边水，加人就成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图穷匕首见，双方成了相持状态。慌了州牧，连忙解脱自己：“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了湘边水，加雨即是霜。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轮到东道主叶瑞，见此僵局，恐不欢而散，忙打圆场解围：“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了清边水，加心是个情。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各自的心态，酒令中活灵活现，一览无余。
三人有时也互作联句或诗谜，排遣余兴。一次，约定以“天地江山”四字各吟一句，联成一首诗，而且说风不露风。升庵先吟道：“满天乌云去奔东”，叶瑞接吟：“地下尘灰起半空”。王廷表云：“长江后浪追前浪”，升庵续云：“山中树木响韵空”。
崇业自律 谢却重金：万历年间，建水出了个进士萧祟业，他是郑和之后的“滇中航海第二人”。
萧祟业，字允修，号乾养。其祖先随明军入滇，驻守临安卫。五传至崇业。祟业幼时聪颖好学，每日背诵文章千余言。老师出题嘱对，数他思路敏捷，对答如流。岁科考试，成绩都在一等前列，受到提督学政的夸奖，准他为廪膳生。连中举人、进士，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历任兵科给事中、工科右给事中等职，极力上书言事，犯颜直谏。皖军发生骚乱，巡抚上状失实，崇业揭发其欺蒙，朝廷内外震惊。
万历四年(1576)，琉球中山王死，其子尚永请求袭爵，神宗皇帝拟派一名给事中渡海前去册封。因海峡多飓风，凶多吉少，六科给事中均面面相觑，无人敢应，独祟业慨然挺身而出，承担这一危险使命。有人问他为何敢冒这样大的风险，他回答说：“男子汉当挽弓悬矢，为国效劳。惧怕大海，就不是大丈夫了。”
他携带皇帝赐封中山王的冠冕、朝服、玉圭等物，与行人(官名)谢杰同往福建，建造海船。设法节约造船费用十分之四五，减轻了福建人民的负担。
船队驶入海中，果然遇到狂风恶浪，颠簸震颤，倾侧复起，令人揪心掏肝般难受，许多水军官兵都六神无主，独崇业手挥拂尘，啸吟自若。经过一番搏击，总算驶抵琉球。
尚永得以加冕中山王，甚是高兴，以重金酬谢使者，崇业和谢杰都婉言谢绝了。数月后，中山王派遣陪臣随崇业回朝答谢。陪臣又当面向皇帝提出赠金事，又被谢绝了。祟业说：“臣无私交，不宜受金，不能亵污天朝。”皇帝十分赞赏他不贪重金的行为。
事后，崇业作有《却金行》诗一首，以表其心志。另外，还有《航海赋》、《使琉球录》、《南游漫稿》等诗文行世，对琉球的山川风物作了详尽记载。而《却金行》一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至今仍不失为一篇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警世之作。
诗一开头就写道：“中山宴罢赠兼金，远人不谅四知心。义利分明难可昧，敢信多金交始深?”诗中大量列举了历史上为官清廉的贤人的典故，表白自己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不为金钱动心，乐于安贫守分的志向。他写道：“祖荣一钱犹为多，清献琴鹤良自足。赵轨饮水范甑尘，羊续悬鱼苗留犊。余诚不能比德于数子，区区窃慕古人之芳躅。”这里接连列举了古代七个廉吏的故事，如后汉“一钱太守”刘宠(字祖荣)，任会稽太守有政声，山阴县五六老叟以百钱送他，他以父老勤苦，仅选一钱收下；宋代赵�(溢号清献)任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居官清廉；隋代人赵轨，任齐州别驾，临去时父老知其为政廉明，不敢以壶酒相送，谓公廉洁如水，就请饮一杯清水饯行；后汉人范冉，为莱芜长，遭党人禁锢后，草室而居，有时断炊，甑中生尘，而穷居自若，言貌勿改；后汉人羊续任南阳太守，常敝衣薄食，乘破车瘦马，府丞送鲜鱼给他，他将鱼悬挂于庭，以示拒收礼物；三国时魏人时苗，任寿春县令，乘牛车上任，居官年余，牛生一犊，离任时留犊于寿春，说“我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此地所生”，后人以“留犊”比喻为官清正，纤介不取。
崇业累官至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告老归里时，仍两袖清风，淡泊自若。逝世后葬于建水城北白鹤铺其祖坟处。皇帝赐给祭葬文。
万历御敕 文献名邦：万历年间，建水还出了个进士包见捷，博学多才，在朝廷为官，替乡里争得了“文献名邦”的声誉。
包见捷，字汝钝，号太瀛。父包万化，庠生，屡试不中，便闭门读书，设家塾教子。在城南马鞍山下建五云斋，即见捷读书处。见捷幼时聪慧过人，八岁时知府钱邦偁试之以七言诗，能应声而出，知府称奇，有“神童”之誉。万历十二年(1584)中乡试，十七年(1589)成进士，人翰林院为庶吉士。历任礼科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等职。奸人李本立请采珠广东，见捷上疏言其害，皇帝不听。又上疏罢矿税，弹劾税使马堂、鲁保等人不法行为，皇帝亦不采。见捷率诸谏官再次上疏，论临清税使扰民必致生变，又论辽东临危矿税为患尤烈。一月三疏，皇帝动怒，贬见捷为贵州布政司都事，其余谏官停俸一年。在任上不久，见捷不满税使横征暴敛，便声称有病，辞官归里。
不几年，见捷的预言都变成事实。山东临清果然发生民变，市民揪住税使马堂，全城轰动，商民也起而罢市，打死马堂的爪牙37人，火烧税署。继而，辽东军士反对税使高淮克扣军饷，发生兵变，迫使高淮撤出辽东。《明史纪事本末》称，“见捷言如左券”。
见捷归里后，潜心读书，研究历朝典宪。并应云南巡抚陈用宾之聘，编纂《滇志草》盟卷，因志稿中所载事与陈用宾意见不合，未能刊印。后刘文征纂《滇志》，即以《滇志草》为底本。
万历三十四年(1606)，复起用见捷为兴业县知县，又改任太仆寺少卿，后以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江西。神宗死，按其遗沼起建言得罪诸臣，改见捷为吏部左侍郎。见捷辞官未允。天启元年(1621)入京师，病卒。
民国《建水县地志资料》记载：城东北迎恩寺前官道上有“文献名邦”坊，旧有碑刻记载，神宗皇帝曾举某朝典宪询问廷臣，众皆缄口无答，惟有见捷能原原本本敷陈无遗，皇帝高兴地夸奖他说：“中原文献尽在卿矣!”救有司于其故乡建坊，赐额“文献名邦”。万历四十四年(1616)，临安知府金节建此坊于永善街，匾额上有“敕制”二字。
见捷病卒后，归葬建水城北白鹤山。熹宗皇帝赐祭葬，沼赠工部尚书。《建水州志》称：“少宰公见捷，讲圣道，明经学及子史源流，宵吟夕讽，考订精详。既而历参大政，事业文章，为一代名臣，南邦文献，汲引后学。”
滇南邹鲁 三库鼎立：建水文庙自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创立后，到了明代，经过20多次增修扩建，凿泮池，拓宫墙，建杏坛，辟射圃，占地面积达到114亩，折合7．6万平方米，成为省内和国内的大型文庙。洪武年间，元代的庙学改建为临安府学，按左庙右学的规制，府学设于庙西明伦堂。自王奎、韩宜可二先生来此讲学十五六年，临安文教大兴，继后杨升庵也曾两度寓居建水，开馆讲学，临安子弟多所向学。清人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中说：升庵先生“尝于临安教授生徒，多所造就，故临之文风甲于诸郡，至今滇之人士尸祝之”。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临安府“俗尚诗书”，“郡治之近，山水明秀，所生人物俊伟者，多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先后不乏。前儒士张景云有诗云：‘一方总号诗书郡，六诏咸称礼乐邦’。”由于士子读书风汽甚浓，府学学额不敷分配，万历四十三年(1615)，建水知州赵士龙请求增设州学，经巡按御史吴应苟向朝廷疏请获准，次年正式建东明伦堂，设建水州学。至此，建水文庙设有“一庙二庠”(古代称学校为庠)，而全国的文庙大多只是“一庙一庠”，与之相比，其规模自然是甲于全滇了。
—东明伦堂内，原有一块碑刻，题为《重修元江府儒学碑记》，元江距此两三百里，何来此碑?杳《元江府志》，得知洪武年间即建元江府学于元城，但因当地学子入学少，便招收临安学子，教官也居寓临安城。天启三年(1623)正式把元江府迁至临安，设于建水州学之左，距二贤祠仅百余(半步为武)。清代以后元江学子增多，才迁回元江城。如此，建水文庙在明代竟是“一庙三库”，在全国恐伯是绝无仅有!
嘉靖二年(1523)，副宪王忠在府城西门外建崇正书院，设讲堂、斋房等。三年后，副宪戴鲁溪又在文庙内王奎、韩宜可讲学处兴办景贤书院，有前后讲堂两间，环以书房20间。此外，一些官宦人家还设有家塾，最早见于记载的家塾是正德年间进士刘诛开办的，他官至都给事中，辞官回乡后，建家塾教子弟。又有包万化，亦“设家塾教子”。又有一些落第秀才，开办私塾，招收学生授《三字经》、《千字文》以至四书五经等。
永乐九年(1411)，云南开始举行乡试。当年建水就有白圭、赵安二人考中举人。正统七年(1442)开始出现第一个进士刘锴。此后，历次开科取士，建水学子中榜者都不乏其人。嘉靖辛酉科乡试，全省录取举人40名，其中临安府14人(建水州11人、阿迷州2人、蒙自县1人)，名列各府榜首。是年，建水城北书屋池开瑞莲，因“是科乡试十人九登科”，知府章士元题匾“瑞莲馆”，以示庆贺。以后，在滇南四府举行的院试中，建水学子中榜的常占一半以上；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中，临安府学子中榜的也达半榜以上，因而有“临半榜”之谓。邹应扬《建庠年谱序》中说：“嘉(靖)隆(庆)间府庠一而已耳，是时州未建庠，尽府库皆州人士也。一榜中名列贤书者十二，若此科名不知凡几，以故郡外有一榜半临阳之谣，郡内有十会九登科之颂。”《临安府志》有谓：明代“开滇云乡会之科……其以忠义气节、事业文章显闻于科名中者，临人为尤盛，选东西未或先也”；又说：“俗喜尚学，士子讲习惟勤，人才蔚起，科第盛于诸郡。”
因而，万历年间，临安知府昌应时便在文庙泮池南建一牌坊，上题“滇南邹鲁”四个大字，以此地文教之昌盛，可比之孔子、孟子兴学育才的故里鲁国曲阜和邹城。若干年后，另一知府江浚源也撰文谓：“南中人文，临阳为最。……昔王学士奎谓此邦山明水秀，胚胎人物，精灵有加。又师友之渊源，足以振之；贤达之风节，足以维之。所由腾采搴芳，后先相望至今，中州士大夫每艳称其盛，比之邹鲁，不虚也。”明代建水共出文进士30人(其中翰林6人)、武进士25人；文举人299人，其中解元5人、亚元6人；武举人35人，其中解元7人。
霞客慕游 颜洞流芳：颜洞(也写为阎洞)，在城东10公里的石岩山下的盲谷里，是一处大型石灰岩溶洞群，分前、中、后三洞。前洞又叫水云洞，泸江河至此注入洞内，成地下伏流；中洞称云津洞，后洞名万象洞。泸江伏流贯穿三洞，连绵约3公里，由后洞流出地面。东流10余公里，又注人另一个大型溶洞群燕子洞。
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中，对这个大溶洞都有记载。谢肇制的《滇略》中，这样描述颜洞：“山形绵豆，林径纤萦，众水归宿，伏流会盘江，达于南海。洞口空阔，可容数百人。前阻深潭，无径可通，游者循山背行，达中洞。结桥而渡，引炬而入，石髓凝结倒垂，干态万状，盖西南第一洞天也!”
明末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就曾慕名来游，并撰写了《游颜洞记》专著一篇。
他写道：“临安府颜洞凡三，为典史颜姓者所开，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饭未尝忘巨鹿也。”“念此三洞，慕之数十年，趋走万里乃至。”可见他在若干年前就已从地方志和骚人韵士的诗文中，得知此洞名声，入滇后就急着要来考察。
由临安城出发，向导带他经赛公桥，过金鸡哨，入山，而未达颜洞，只遥望“洞顶石门双劈，如门对峙，洞正透其下，重岗回夹之”。登上山顶，望洞门即在东峡下，“门犹为曲掩，但见峭壁西向，涌水东倾，捣穴吞流之势，已无隐形矣。”
越岭脊下山，在“如环半城”的一堵绝壁下，便是中洞。“见洞门廓然，上大书‘云津洞’，盖水洞中门也。游颜洞以云津为奇，从前门架桥入，出后门，约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辟门延景，其上又绝壁回环，故自奇绝。余不能人其前洞，而得之重峨绝巘间，且但知万象、南明，不复知有云津也，诚出余意外。”
他进洞至水边观察，见泸江伏流从西南穴中涌出，复流入东南穴中去。水直逼外壁，非架桥燃炬莫能入，只能隔水眺望：出水的西穴低矮阴暗，不可远窥；入水的东穴稍开阔，洞顶垂列无数钟乳石，缤纷窈窕，很是出奇。留连良久，他丈量了洞高、水阔后，仍出洞来。
随后，越岭东行约三里，抵南崖下，又见一洞东向，。高四丈。泸江水从中涌出，破峡而下，势极壮观，就是后洞万象洞了。再东行二里，至老鼠村。询问当地人，才知还有个南明洞在西北岭上，洞很深，历降而下，与水洞通。但天色已晚，去宿馆尚有十里之遥，只得作罢。
可惜，徐霞客与更为壮观的燕子洞失之交臂，只因当时燕子洞尚躲在深山人未识，又过了数十年燕子洞才得以开发，不然的话，霞客定会有一篇《游燕子洞》的美文传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