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四年(1647)，西南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将领李定国率部由江川、通海南攻临安。土司沙定洲部将汤嘉宾、李阿楚派兵在曲江、南庄抵御，均节节败退。李定国部直追至临安城下，城内防守严密，围攻10天，都未能攻下。便改于城东北角外距城墙两箭之处，挖掘地道。挖了4天已达城墙之下，填塞火药五六桶，接好引线，拉出洞外。引线外面合以两片筒瓦，防止受潮，再用土石回填进地道内。引爆火药，将城墙炸塌一个缺口，经过顽强拼杀，遂占领临安城。
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人滇，降清明将吴三桂领兵攻临安，李定国部将贺九仪等败走，清军遂定临安。
临安首邑 雄镇东南：清初，仍袭明制，设建水州，隶临安府。府治仍设于建水城。府下辖4州4县：建水州、石屏州、宁州、阿迷州、通海县、嶍峨县、河西县、蒙自县，简称“临八属”。又有府属土司3司6舍：纳楼茶甸副长官司、纳更山巡检司、亏容甸副长官司、思陀乡土舍、落恐乡土舍、瓦渣乡土舍、左能乡土舍、溪处乡土舍、阿邦乡土舍。明代原属临安府的教化三部长官司、王弄山长官司和安南长官司，于康熙六年(1667)划出，增设开化府(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
此时的建水州，为临安府首邑，仍是滇南的军事重镇，旧有“滇南锁钥”、“日丽重城”牌坊，便是明证。清廷于建水设立临安元江镇(简称“临元镇”)总兵官，为滇南的军事指挥机关和最高长官。于建水驻绿营兵左、中、右3营，共设游击3员、守备3员、千总6员、把总12员，统领兵卒24仍名。“规制一新，军威远振”。后来，临元镇改为临元澄江镇，防区扩大至澄江府，辖镇标及左、中、右、前4营(分驻建水)，兼辖元新营(驻新平)和澄江营(驻澄江)，共有马战兵223名、步战兵1809名、守兵2340名，合计4372名。主要武器有鸟枪、弓箭、子母炮和藤牌等。
各营又别派出守备、千总、把总带领兵丁于要地设关、汛、哨、塘，缉盗匪，察奸宄，守驿道，护行人。驻建水的4个营，分设2关4汛28哨24塘。关有大关、箐口关；汛有建水汛、曲江汛、大石洞汛、簸岩汛；哨有沙坝哨、干沟哨、沙扎哨、’南庄哨、黄土坡哨、阿卜关哨、石子坡哨、野马川哨、香木桥哨等；塘有栏头坡塘、马坊塘、谢家湾塘、面甸塘、梭罗庄塘、扳枝花塘等。所设的关、汛、哨、塘，日后均成为村落，对于开发和建设边疆，尤其是对山区的开发，起到良好的作用。
此后，直到光绪年间中法战争后，蒙自开为商埠，法国殖民主义者更加觊觎滇南，才将临元前营调驻蒙自城，临元澄江镇总兵也于秋冬移驻蒙自城，春夏仍在临安府城。
清代各府城所在地都只设县，而不设州。为统一建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改建水州为建水县，但是县域比明代的州域辽阔得多。清军占领临安后，就把江外(红河南岸)的明代休氏勋庄地就近划归建水管辖。康熙六年(1667)，清廷圈拨建水江外沫氏勋庄地给吴三桂作庄田。二十四年(16855)，清军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又将其庄田所属的15勐地归回建水征收钱粮。各励设掌寨1员，所以也称15掌寨，实际是15个揭糜小土司。掌寨名称是：勐梭、勐赖、勐蚌、勐丁、勐喇、茨通坝、者米、勐弄、五亩、五邦、马龙、宗哈瓦遮、水塘、斗岩、阿土。这15勐地，“东界开化，西界溪处、纳楼，南界越南，北界纳楼、纳更，纵横四百余里”(光绪《云南地志》)；因而，建水县的境域“东至阿迷州界三十里，西至石屏州界四十里，南至越南新界六百五十里，北至通海县界一百六十里，东南至越南界六百七十五里，西南至车里界七百八十里，东北至宁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石屏州界三十里”(清《云南省府厅州县舆图》)。县域南部领有红河南岸广袤400余里的国土面积，直与越南相毗连。雍正《建水州志》也有“南邻交趾，为云南极边”之谓，县域面积之广阔，在云南省仅次于腾冲，位居第二。
经济繁荣 富饶乡邦：清代的建水，由于大力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康熙年间，知州杨绪爵筹款开渠，灌田4000亩，人称“杨公泉”。临元镇总兵王洪仁派中营、右营兵丁维修泸江河堤，沿堤植柳，后来“泸江烟柳”成为一景，并严禁在颜洞前筑坝堵水，以防泸江水患。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命临安知府张无咎派民工开凿颜洞口堵水石埂13重，使建水坝子涸出不少田亩，广种粮食。道光年间，曲江民众先后开挖大兴沟、上河沟、破山沟、侯家箐沟等，引水灌田。同治年间，东山坝干寨工匠将一尺见方的块石凿出圆筒形空洞，再把如此凿就的数百块石头拼砌成长约100多米的石质水管，架设在两山之间，跨涧越沟成为倒虹吸，引大龙潭水灌溉对面山坡上的梯田，人称“石龙吐水”。河道的治理，水利的兴修，荒地的开垦，使建水坝子和曲江坝子成为滇南富庶的米粮川。
采矿和冶炼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康熙年问，建水已开采慢梭金矿，励梭、黄毛岭、判山银矿，鲁直冲、老鹤塘铜矿。雍正年间，开采水银厂之水银。乾隆年间，开采摸黑铅矿、普马白铅矿，万象和他腊铜矿。嘉庆年间开采日新厂铜矿。咸丰年间开采磨羊山铅矿、大路边铁矿。光绪年问开采洒西革铁矿、歪头山铜矿、纸厂铅矿以及户关山、撒红卑、黑山麓铁矿。宣统年间开采铜厂村铜矿。此外，还开采马坊、哼哆村、叶官村、玉王庄、苦茨坝的煤矿等，不胜枚举，矿业之兴旺，所开采的品种之多，盛极一时。
与此同时，冶炼业也很发达，且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康熙年间就在建水开设鼓铸局，先设炉6座，后增至16座，铸造“康熙通宝”铜钱，调运贵州充军饷。以后，继续铸造“雍正通宝”和“乾隆通宝”。康熙年间，云龙山寺就地铸造大铜钟一口，高约2米，口径143厘米，口沿厚10厘米，重1．6吨，工艺精湛，声音雄浑，为滇南最大古钟。现置文庙大成殿前的铜香炉一座，乾隆年间铸造，高近3米，上部铸殿宇楼台，有游龙10余条缠绕，下部四足呈象头形，铸工精巧，为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物。
制陶、制糖、榨油、造纸、纺织、印染、五金加工等手工业也较兴盛。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光绪年间制陶工匠潘金怀在传统制陶业的基础上，在知州卢咸项的指导下，吸收外地经验加以创新，用本地的优质陶土泡水搅浆，过滤成绛红色陶泥，制坯后不上釉，烧成紫色或红色陶制品，再用石料磨光，开创了独特的紫陶(也称红泥陶)新工艺。随后，又与制陶艺人张好、张桂生等人反复研制，创造出刻绘雕填的技艺。为增强产品的艺术欣赏价值，特地约请当地书画名家在坯上书写古诗文名句、残帖断简，绘以花卉翎毛等图样，然后用雕刀镂刻，再填以五色陶泥，这样烧制出的茶具、烟斗、花瓶、文房用具等，集书画、刊刻、金石为一体，古朴典雅，有别于其他制陶工艺而成为四大名陶之一，获得海内外人士美誉。
县内还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场手工业或使用进口机器的工厂。据清末建水县档案资料记载，雇佣工人20名以上的工厂有5家：“昌发记”木具厂，有工人76名；“兴发记”砖瓦厂，有工人32名；“兴隆记”石具厂，有工人25名；生产黄磷火柴的“兴业公司”，有技师、工人32名，为云南最早开办的火柴厂之一；“玉堂记”陶器厂，有技师、工人44名。
建筑业上，国内知名的双龙桥(十七孔桥)、文笔塔、纳楼土司衙署以及大型民居朱家花园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光绪年间，还先后开办了电报、邮政事业，首先在临安府署安装了第一部电话机。
商业贸易上，全县形成16个集市，城乡交易活跃。还出现跨越省际将个旧大锡贩运至香港，再将棉纱、百货贩运回滇的商帮，号称“临安帮”，当时与滇省帮、腾冲帮合称云南行商三帮。
文教昌明 甲第连云：文化教育方面，除继续在文庙内开设临安府学和建水州学(乾隆年间改为县学)外，康熙年间，知州陈肇奎又开办焕文书院；道光年间，知府郑绍谦将祟正书院迁建于城内书院街，原西城外的院址为祟文书院；光绪年间，知县章于锦建曲江书院。另外，还先后开办曲江、普雄、乍甸、西庄、南屯、攀枝花6所乡村义学(官方设学田收取学租作办学经费，学生可免费入学)。纳楼土司也在官厅开办义学l所，为彝族聚居区最早创办的学校。
清代建水共出文进士37人(其中翰林7人)，武进士18人；文举人464人(其中解元7人、亚元7人)，武举人475人(其中解元12人、亚元14人)。康熙壬午科(1702)乡试，全省录取举人42名，其中临安府籍盟名，超过半榜；雍正王子科(1732)全省中榜64名，其中临安府籍34名(内建水籍13名)。“临半榜”之说，名副其实。又，雍正庚戌科会试，全省考中进士14人，其中临安府籍就有5人(建水、蒙自各2人，通海1人)。清人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中写道：“余承乏五华书院者两年，纵观各府之文，非不皆有可观。要之，师友渊源，下帷攻苦，而能理法明备、词章稳当者，临安、云南、大理三府鼎足而立。”
康熙年间的《提督云南通省学政翰林院检讨魏大宗师德政碑记》碑文这样说：“今科试复举，临属录送童生，一学有多至七八百名不止，而犹分寄于元，拥挤于开，人才之盛，未有如今日者。”讲的是提督学政来滇南片举行院试时，临安童生报考之盛况，因报考名额超过太多，学政允准一部分童生分寄于元江府学和开化府学。嘉庆《临安府志》谓：“临属自前朝以来，故家世族藏书甚富，由阛阓以至乡间，弦诵之声达旦不辍。士届成童而后十人五人相与立文会，严学规，群就正于校官之贤者暨乡先生之有道德而能文章者，藉以精其业而进于成。因是低回叹想，谓桑时人文之蔚起有由然也，及退而证之旧乘，一则曰‘科第人才盛于诸郡’，再则曰‘衣冠礼度同于中州’，生长兹土者与僻陋之乡殊真荣幸矣乎!”旧志载，建水城中原有诸多坊表，其匠额如“父子登科”(为雷学尹、雷整建)，“甲榜同登”(为向撰等建)，“黄榜传芳”(为万文彩建)，“翰林坊”(为李遇元建)，“父子进士”(为罗晟、罗珦建)，又在一段街巷前有“七进士坊”(为龚廷壁、朱道南、段上锦、夏启昌、万永康、朱国治、台汝砺建)……不胜枚举。还有“兄弟进士”(廖大亨、廖履亨)、“父子三进士，兄弟两翰林”(倪高甲、倪思莲、倪思淳)等美谈，里巷皆知。可见，“临安凤号文献名邦，科第簪缨之盛甲于滇省”(《海会寺重置常住记》)，实非虚语。
康熙题赠 百里甘棠：康熙年间，有个建水人王立宪，字德之，号象山，32岁考中举人，考进士未中。但按礼部量才授官之法，可委以县令的官职。可他不想只做县官，直到48岁仍未中试。父亲再三劝说，他才决计北上，试入仕途。然而出行未久，父亲就谢世了，他连忙回家，守孝三年，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才出任辽东广宁(今辽宁北镇满族自治县)县令，时年已51岁。
广宁地当辽东要冲，劳役繁重，奸诈邪恶的人称霸妄为，是难以治理的地方。以往的县令多被罪责而离去，做官的人视此地为畏途。立宪初到广宁，就认真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疾苦，查知最害民的痼弊有四：一是里长甲长对农民肆意追加摊派，指一派十，中饱私囊；二是收取田租、赋税时大斗进小升出；三是借贷中的高利盘剥；四是穷困农民负担的三站劳役繁多，以至不堪重负，影响耕作。
于是，他就在四城门张贴告示，明令不准里长甲长苛刻农民，随意摊派，如被告发，即治之以罪；收租谷用的升斗不合标准的，一律收缴焚毁；借贷不准高利盘剥；三站供役只能官用，禁止有权势者任意派用，免除村民繁重供役之苦，使之能专心耕种，各安其生；又察知县府差役下乡，对百姓多有烦扰，便对其严加管束，凡因打官司、征收赋税等事传呼有关人士，差役不得乱收费用。
有个满族人叫白尔阁图的，是个豪门大姓，占田夺地，把持行市，商民深受其害，无人敢招惹他。立宪查明详情，即以法制之。白尔阁图虽朝中有人，但也不得不逐渐敛迹而不敢妄为。人皆称赞立宪遇事敢为，秉公执法，不惧权势。
这一年，广宁附近九个州县发生水灾，奉天府尹命他到灾情最重的胡家窝查荒，并提出救灾对策。立宪分条列举应该因袭或改革的各项事宜，都言之凿凿，事关紧要，深得府尹称许。其中的一项，立宪心中十分不安，就是各地现有官谷无数，皆无仓收贮，仅掘地为窖藏之，派民轮流看管，常因地气潮湿而霉坏，坏则责令民众补偿，补偿不了的欠下累累债务。他所陈述的一条救灾对策，就是，开窖借民，革窖建仓。但是，这一建议得不到允准。
次年春天青黄不接，饥荒严重，朝廷仍只准以积谷粜粮，而不准借粮。奸商趁火打劫，高抬粮价，百姓无钱买粮，哀鸿遍野。为救民于水火，立宪一面令以平价粜卖粮食，一面以腾窖建仓为由，毅然将分贮于39个地窖中的15万石官粮，借给百姓充饥。奉天府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附近州县的饥民，听说广宁敢于开仓借粮，便相率前来告借。管粮窖的属吏怕隔州隔县不便收回，不敢借给。立宪说：“不独广宁的人是人，隔州隔县也一视同仁，犯罪由我一人承担!”不论远近，凡来借贷者，无不高兴而回。同时人们也为立宪担忧，擅自开仓借粮，是触犯刑律的。
这年虽经虫、旱灾害磨砺，天公总算作美，获得好收成。府尹催令广宁收回所借谷豆，限定十日内完成，将有户部钦差前来盘察。广宁和远近州县的人民都说：“王县令救活了我们，我们怎能有负于王县令?”多的用牛车装载，少的肩担背负，相率前来还粮。不出10天，广宁谷仓俱满。待到盘察时，殷实甲于各属，反称为最，受到钦差的赞许。
与此同时，立宪将那些不合祀典的寺庙，尽数改建为粮仓，共得数百间，谷豆分贮，免除易受霉变之害。并将历年来百姓因霉坏认赔认欠无力偿还的那些字据全数销毁，大害永除，人心大快。
广宁革窖建仓的事传到内务府，内务府便下令将巨流河以西的数十万石官谷，统统移交给广宁县管理。立宪认为这样又将使广宁人民陷入苦境，一再上书内务府，言明已无庙可改，无仓可贮。内务府不允，只得转奏皇上，皇上救令巴颜盖仓收贮河西之谷，才算了结此事。
有前任审定的杀人案一桩，山西客民马化甲以凶犯嫌疑被关押治罪，立宪到任后，觉得证据不足，并察出其冤情，但因真凶未捕获，上级司法官员不肯将其释放，立宪与之有所争执。一日，真凶赵现玉竞来投案自首，说：“我不忍心让贤能的县令为我这个逃犯而受到弹劾。”马化甲得以雪冤出狱。又有义州贫民刘项全家被豪绅关三冒认为奴一案，立宪极力为其申辩解救，终于使关三受到感化，服从立宪决断，刘项一家才得免为奴隶。《易经》上说的“孚及豚鱼”，大约也就如此了。
立宪治理广宁的政绩不肠而走，直传进朝廷，康熙皇帝大喜，特地书写了“百里甘棠”四个大字，命祭奠福陵(努尔哈赤陵墓，在沈阳)的使臣道经广宁，赏赐给他。
康熙六十年(1721)，垂老的皇帝亲自召见他，留他在工部任职。以后又到四川任绵州知州，直到仍岁，才以老迈体病获准归休。高寿75而逝。
云贵总督 督修三河：雍正年间，有个满族人鄂尔泰担任云贵广西总督。他除了掌管三省的军政要务外，还十分关注云南省的水利建设。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命地方官员认真勘察，切实兴办，未了还亲拟《兴修水利疏》，向皇帝报告滇省大兴水利的情况。就建水一地来说，他亲自过问并督修的，有两项较大工程为当地官民所难忘，为他立碑建祠，以示怀念。
第一项工程是开凿颜洞前阻水石埂并督修三河。颜洞是建水坝子里六河九洫的天然泄水溶洞，洞前的泸江河里有许多嶙峋巨石，形成13道石埂，阻水不能直泄，每到雨季坝区的房屋田地常被洪水淹没。鄂尔泰来临安察看实情，命知府张无咎征召民夫，伐石凿埂开颜洞之塞。施工不久，忽然大风骤起，扬沙走石，一民夫手指被折断。众民夫都惊呆了，以为洞中有神物，不能触犯，工程停了下来。鄂尔泰知道后，便命知府诚心祭神。祭后果然“云开烟敛，天大晴霁，光色照耀”，且“石之刚者柔，坚者脆，应手而伐，辄得大块，或数尺或数十尺。不一月而十三重石埂尽拔而去。自此水涌沙流，河身丈余，无复避碍，岩洞遂不为患”。这篇官绅们立于颜洞的《鄂少保开岩洞碑记》里，虽充斥迷信色彩，但可看到鄂尔泰对此事躬亲过问，志坚必成。
颜洞既开，鄂尔泰又对泸江河及其两条主要支流塌冲和象冲河作了考察后，亲自写下《临安修河教》一文，对三河的治理，提出一套周详方案。他指出：沪江“上流一带，河身盘曲，多受折冲；下流数处，乱石涌右，不能畅达；中流平顺处又皆沙窒堤薄，岁岁兴修，年年倒塌”，治理的办法应是：“凡盘曲处应用桩石，使无冲漩之虞；涌宕处尽须击凿，以免阻遏之患。沙之淤积者，挖之必深，挑之必远，则河底见而受水既多；堤之朽薄者，培之使宽，筑之使固，则河堤坚而束水有力。”对塌冲、象冲二河同样提出具体治理办法：“二河之身虽略平直，但塌冲则浮沙掩埋，石桥低矮，水流不及；象冲则高流急泻，河窄埂薄，水势难容，每遇涨发，漫岸崩堤，冲没田禾，为患更甚。今必须尽去浮沙，使咽喉无碍，厚培堤埂，使腹背皆坚。”
照他提出的治理办法，临安官民又将泸江堤岸810丈，塌冲、象冲二河堤岸4375丈，打桩挖浅，培厚加固，将低矮的桥梁增高，使水患得以消除。为解决这三河的常年维修经费，鄂尔泰特地向朝廷呈准，从云南盐道衙门的收入里，每年拨给白银300两。
第二项水利工程，是南庄十六营至狮子口一带干旱缺水，“雨泽稍迟即秋成失望”，而附近的李浩寨山腹内有过泉一道，川流不息，入地无踪。鄂尔泰得悉后，伤令知州派人以谷糠投入落水洞，在下游几个出水的地下泉出口守候，寻找暗流去向。终于在10多公里外的老楚鲊龙潭发现谷糠飘出。循着暗泉流向，开凿地洞，伐木为榱，使地下泉流涌出，再开沟引水，南庄一带田地得收灌溉之利。
鄂尔泰离滇后，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后为太子少保。临安官民追念他治水之功，在颜洞东山寺建了个少保祠祭祀他。
副都御史 藏书教子：乾隆年间，建水出了个进士傅为詝，曾任翰林院检讨、奉天府府亟等职，后因请求赡养老母，告假归里十余年，拥书藏密斋，日夕探讨，著书立说，并认真教诲子侄，讲学苏门，还倡修燕子洞和万里、永定、联珠等桥，还善书法，书写“城东关键”、“众流锁翠”、“飞澜卧阁”等匾悬于各楼。今天，建水人中还广为流传着他的许多佳话。
待其母去世，守孝三年后，复入京任光禄寺少卿，时已61岁。继任鸿胪寺卿等职。67岁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70岁病逝。著有《读礼偶存》、《初学文类》、《斯文易简录》、《藏密文抄》、《藏密诗抄》等。滇省著名学者袁嘉谷在《滇绎》一书中，将他的书法与钱南园相比：“傅以古文自命，尤工书，今建水石桥有所书‘流云仁月’等字，不让南园。”
傅为亡回乡期间，建了个滇南最大的私人藏书室，取名“藏密斋”。他在京为官20年，先后购得各种书籍两万多卷，万里迢迢两次载归故乡，朝夕诵读，爱不释手。怕丧失零落，乃次第编为六类：一经，二史，三理学，四诗文，五杂集，六名帖。书斋所以题名“藏密”，一来因他视书籍为珍奇少得的物品，须妥为收藏；二来作为赠送子孙的宝贵遗产。
傅为詝特意作了一篇《藏书引》的文章，告诫子孙说：你们若使这些书遭火焚毁，或散失他处，或仅是单纯收藏，终年不去翻阅，以至被蛀蚀而不可收拾，便是最大的不孝。
他列举了许多古人嗜书如命、勤苦攻读的事例，谆谆教诲儿孙要爱书好学，如姬公晨读百篇；孔子“韦编三绝”；董仲舒讲学时在室内悬挂窗帘，弟子三年不得窥园；王充家贫无书，常翻阅洛阳书摊上卖的书，过目成诵；江泌少年家中无钱点灯，借月光读书；刘峻燃麻当灯，彻夜苦读等等。还借前人的话告诉子孙：不学之徒，犹如行尸走肉，或披着人衣的牛马。
末了，他还总结自己精心藏书的经验和方法说：五月湿热蠹虫生，在此百日之内，书宜三次舒展并卷曲一下；又须在天晴日朗之时，晾于大屋之下、凉风之处，但不宜见日，也不可乘热收起，因为热易生虫。
五华山长 盛德君子：乾隆年间的另一位进士陈世烈，字允文，号啸泸。8岁父逝，母亲供他刻苦求学。25岁获乡试第二名。
次年进京赶考，未中。当年适逢大挑，世烈名列一等，按例可以被选拔担任知县。曾经当过云贵广西总督的鄂尔泰，此时是内阁大学士，知是云南临安来的考生，特地把他召人官邸，劝他不要急于去做官，鼓励他回去继续求学，争取远大前程，并赠给他回乡路费。
四年后世烈果然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检讨，后任国子监司业、广西乡试正考官，继升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再后担任大理寺少卿、中岳及诸帝陵祭告使等职，最后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居官13年后，因事受牵连降二级补用。继而母亲逝世，回滇服丧。服丧毕，进京继续任职。往后，他患严重痰疾，在祭南岳衡山回到江夏时，病至垂危，数日不省人事。湖北巡抚奏明他的病况，并替他治病。病愈，呈难回乡调理。后来虽说病体有所好转，但每逢夏天仍要发作，因而不敢再出远门。
云贵总督爱必达聘请他在省城主持五华书院。由于他学识渊博，教学有方，育才甚众，如后来的翰林院编修施应培、布政使周槽、检讨李松林、知府杨焊和通政司副使钱淬(钱南园)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对云南的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被尊为五华书院著名山长之一。嘉庆《临安府志》称：三选(清代云南曾设迤东、迤西、迤南道，故合称三逸)人士对陈世烈皆“仰若山斗”(泰山、北斗的合称，意为世人所钦仰的人)。
陈世烈卒年高寿84岁。钱南园为他撰写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陈啸沪先生墓志铭》，对名师的人品作了高度评价，并表示深切怀念，最后写道：“呜呼!古所称盛德君子，诚何以过师耶!”
历官纪事 诗作白话：杨楷，建水城南狗街村人，字桂林，生于乾隆初期，卒于嘉庆末叶，享年七旬有余。历任山东文登、利津等县知县，广东佛山、肇庆等府知府，在外为宫三十载，73岁才得告老还乡。留有纪事诗96首，其裔孙编为《杨桂林太守历官纪事诗》一册，直到民国年间才在武汉印刷出版，建水、个旧一带购者踊跃，供不应求。著名白族学者赵藩阅后，嫌编次凌杂，重新厘定，并作序一篇，由云南新文石印馆重印。
其诗虽属旧体，但全用白话写成，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五四运动提倡写白话诗文，而杨楷的白话诗写于新文化运动之前100多年。民国年间有人读这册诗集后，在书中写有批语：“令人喜作白话诗，不知古已有人也!”
纪事诗从他幼时的蹉跎岁月写起，讲到登上仕途的经过：“少恃聪明懒读书，想登科甲肚空虚。壮年循例捐经历，分发山东把志舒。”原来他家居农村，出身虽不寒微，读了点书却连举人也末考中，但是后来怎能平步青云，官至四品知府，食禄两千石呢?说来十分有趣，就在他想登科而又屡试不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叫郑德谦的福建商人，这人还兼行医术和相命，做生意到云南被盗贼将钱财抢个精光。杨楷同情他的遭遇，送给他一笔旅费，让他回乡。
事隔几年，杨楷功名不就，只得去广东给一个地方官做幕僚。此时郑德谦也已移居广州，生意兴隆，成为富商。一天，两人在羊城银店邂逅相遇，喜出望外。郑邀杨至家，畅叙离情，热情款待，留宿月余，竟成莫逆之交。郑替杨相起命来，夸杨面相端庄，品貌不凡，说将来必有三品四品的官位，竭力劝他出去做官，不要只做幕僚。但是杨楷科举不第，仕途无门。不过这时朝廷有纳资买官的规定，叫“捐官”。郑德谦就慷慨地送他白银3000两，嘱他迅速雇船进京，报捐府经历的官职。因府经历官额满员，便先分发山东，等待空缺，或另委他职。
山东巡抚长龄见他写得一手好字，暂留他在抚台衙门书写奏章。随后，派他到历城担任县丞。不久，升文登知县。后历任德乎、利津、章丘和单县知县。在单县清理了10年积案，弥补了前任的7万元亏空，并四处缉捕盗匪，受到巡抚长龄的器重，提拔他为克州府同知。
不料，杨楷在克州患了重病，只得告假前往广东就医。痊愈后，准备回故乡探亲，恰巧山东巡抚长龄调任两广总督而来。长龄念旧情，留他暂在盐务缉私馆任职。答应他如能捕获要犯，就保举他继续去做府同知。半年之内，杨楷果然拿获多年在逃案犯黄亚基，并捕捉海盗多名。于是，得以出任佛山府同知。任内剪除抢劫民财的巨匪何德广，又往长安远道解运军粮，继而率船队出洋捕盗，驶至大金岛遇飓风，16条船被海浪击破12条，壮丁飘没过半，他也船破落水，幸被救起。
再后升任惠州府知府，继任雷州、廉州、高州、肇庆、韶州府知府，屡有政声。这时他已年逾七旬，思乡心切，三次辞官而未允。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才获准致仕归里。还乡后，耕读教子孙，过着节俭清贫的生活。在《家居写怀》诗中写道：“告致归来计数年，囊中空乏讨人嫌。明知利是于今重，我纵无钱胜有钱。”“问余何事告休归，只为年高力量微。荣禄二千非愿弃，一心要顾锦衣回。”
淡墨探花 情系纳楼：乾隆年间，有个全国著名的书法家、诗人王文治来任云南临安知府，虽历时不长，却给临安人民留下了世代难忘的记忆。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青少年时代即以文章、书法闻名乡里，聪慧过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翰林院侍讲周煌奉使琉球，邀年仅27岁的文治前往，琉球人即视文治翰墨为宝，并世代相传，至今日本许多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还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乾隆二十五年(1760)，31岁的王文治考中进士，殿试第三名，授国史馆编修，后升翰林侍读。二十九年(1764)，文治出任云南临安知府。三年后，文治因往滇西督运粮饷不力，被降级离任，本可再任他职，但他厌倦吏事，遂归里不出。一次，乾隆皇帝南巡时，在钱塘僧寺见他所书碑文绝妙，十分爱赏，沼其进京任职，被他辞谢了。
王文治诗、书皆绝，享有盛名。他的诗，文采出众，声望与袁枚不相上下，有“文章太守”之美誉。他的书法，清秀端正，俊逸潇洒，用墨淡雅，亦名满天下，有“淡墨探花”之称。同时期身居体仁阁大学士，也以书法著称的“刘罗锅”刘塘，则有“浓墨宰相”之誉。王文治存世著作有《梦楼诗集》24卷，还遗留了大量的墨宝。
在临安任上，他一共作了古近体诗近200首，编为《南诏集》3卷。在府署题有楹联一副：
休嫌吏事纷纪，念白饭黄菡，身是清时旧寒士；
漫道仙班沦滴，看朱幡皂盖，居然边地古诸侯。
他曾探访建水官厅彝族纳楼土司，作有《纳楼司游潮音寺》和《纳楼食荔枝》诗。后一首诗将福建和纳楼的荔枝作了对比，联想到书法艺术的妙谛，读来十分有趣：
忆余客福州，朱夏火云赤。
堆盘荔枝熟，照明珊瑚色。
冰肌弹恐破，碧露攀犹湿。
清馨染指爪，升脆沁心鬲。
蹉跎十余年，佳味难再得。
或浸以酒浆，或渍以蜜汁。
徒教形貌存，真意已全失。
纳楼边外地，景物尚清逸。
居然产荔枝，采摘致几席。
对之聊一孽，入口觉酸涩。
虽非倾城妹，风骨差仿佛。
追思昔年味，默领如昨日。
如彼钟王帖，手迹无由觅。
拓本有双钩，笔势犹可识。
如彼迦文法，正觉无由入。
为示第二月，妙谛犹可绎。
但恐拘于墟，以此为至极。
须知无上品，亲啖味方出。
万事何不然，临案三太息。
王文治与纳楼彝族诗人李鹤龄还有着一段诗词唱酬的情谊，这在袁枚《随园诗话》中也有记载。王文治在一首诗序中写道：“纳楼夷民李鹤龄，工为诗歌，予守郡三年未之知也。解郡后，李以诗来渴。清韵婉丽，有西昆之风。予既惜相识之晚，尤深愧采访之疏矣。”王文治临别时，李鹤龄献诗4首赠行，其中有警句云：“玉堂老凤留衣钵，沧海长虹卷钓丝。”文治十分欣赏，称其诗“才力博大，尤为难得”。便以此二句为起句，续六句以答赠。诗云：
玉堂老凤留衣钵，沧海长虹卷钓丝。
旧事都随云变灭，新词欣见锦纷披。
殊方那易逢佳士，识面无如是别时。
自负平生能说项，珊瑚几失网中枝。
王文治表示要把李诗带回去介绍给世人，他说：“犹将携其卷帙遍示京华、乡里诸同学，不欲使之泯没无传焉。”可惜李鹤龄的诗词已经散佚，一首不存，最是憾事。
彩云百咏 史诗垂名：张履程，字伯轩，建水曲江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历任陕西大荔、吴堡、商南、华阴知县。居官平易廉洁，凡事关民生者，不计利害，慨然承担，因而深得民心，每去任老幼泣送。
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华阴知县时，因华阴地当潼关首冲，地狭土瘠，摇役繁重，民贫而苦，履程对不能担负劳役的贫弱者，一概免除其负担，还往往捐廉俸帮助贫民垫给课税。对一些多年未能中举的老秀才，口讲手评，至夜不倦。
在任第三年，华阴一带大雨40余日，洛河、渭河洪水上涨，浸没田庐，灾民避居高地，啼饥号寒，履程开仓出麦，蒸成大饼，载于木筏亲往救济灾民。邻县朝邑的饥民也来乞食，属吏不给，履程说：“他们也一样会饿毙，不要分是何处人了。”于是救活饥民万余人。潼关有个同知嫉恨他，以擅开仓凛告发他。但是等朝廷派人来查验时，他已买回粮食补足仓储了，使居心不良的人未能得逞。
在华州与华阴分界处，有一条方山河，源出方山，流急而易泛滥，稍涨水即淹田亩，自明代以来，两界居民常因水患而纷争不休。这一年，同样涨水漂没民居，履程亲往此河勘察，根据地势，作出某处筑堤，某处开渠，裁弯取直，挖浅挑深的施工方案，发动民众治水，不出10天工竣，河水不再为害，两界人民都十分感激。这次救灾修河，他写下《督修河堤作》诗一首：“华狱突兀撑三峰，七条河道如游龙。山口一一皆北向，齐入黄渭分道从。……甚怪去秋兼旬雨，黄河泛滥横相冲。截住渭河使倒灌，横流不注潼关东。七条河道归乌有，下限别有支派通。百六十堡围四面，万户如鸟羁樊笼。灾赈种借秋征缓，欢呼咸颂皇恩隆。严冬已逼水退尽，诸渠大半淤泥壅。岸时崩奔树时倒，渊或停积沙或封。尔时四郊周流遍，目睹情形伤隐衷。……尔手拮据岂不惜，，再遭淹渍仓廪空。择害取轻利取重，如人去患防养痈。并力早作绸缪计，无教贻害无所终。”
诗中反映了他关心百姓疾苦，倾力解救人民于水火的心声。在他离任时，为他饯行的华阴士民塞满路途，以至车马无法通行。华州民众亦来焚香跪送。
履程为官20多年，致仕归里时，行李萧然，惟有书籍数筐而已。
回乡后，主讲建水崇正书院，教生徒先德行而后文章，在其故乡曲江大新桥关胜宫前层，曾有张公讲学处遗址，履程亦在此讲学，后为曲江文人结社集会之地。
张履程著述甚丰，有《道学集要》、《淑身要编》、《滇南志遗》、《彩云百咏》、《彩云续咏》、《云南诸蛮竹枝词》、《四库全书简明日录序》及《柏轩诗文集》等书行世。其中，尤以诗集《彩云百咏》为云南地方史志界所推重。
《彩云百咏》取滇志所载自汉代元狩之年至清雍正之岁的滇人滇事，包括乡贤、忠烈、宦迹、孝义、文学、隐逸、烈女等，用长短句作成乐府诗歌百首。诗以三字为题，有一题记一人事，也有一题记数人事的，如“四文学”(记盛览、张叔、许叔、尹珍四人)，“两太守”(记吕凯、李恢二人)，“媲子仪”(记杨一清一人)等。题下先简记事迹，后咏以诗。如：
四文学盛览，叶榆人，元狩间从司马相如学，著有《赋心》四卷。
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异，过目成诵，元狩问闻司马相如至若水，负发从之，受经归教乡人。许叔，善阐人，元和中人中国，受五经归教乡人。尹珍，牂牁郡毋敛人，恒帝时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教授，后官荆州刺史。
白乌生，彩云见，始兴学，初置县，金马碧鸡使远来，昆华苍洱钟硕彦。盛、张负笈师长卿，许、尹中原并传经，叶榆、善阐化翕鄙，家诵户弦遍三迤。犹溪颓木，盘蛇七曲，盘羊乌龙，气与天通(四语本焚道谣)。熙朝骎骎邹鲁风，一瓣之香谁景从?凿破鸿蒙第一功。
《彩云百咏》撰成后，他又继续“取之郡志，闻之他邑，访之同乡，证之友人，又得若干首，不拘一格，名之曰《彩云续咏》”。他还说：“余《彩云百咏》，只录滇人，其于名宦、忠烈、流寓，概未之及，意固欲于续咏载之也。”因而，《续咏》中名宦、忠烈、流寓居三分之一。诸如诸葛亮、赛典赤、沐英、杨慎、邓子龙等人，均载有业绩，咏以歌诗。此二书嘉庆年间有省城会文堂刻字铺刻本，后收入《云南丛书》初编。《新纂云南通志•张履程传》谓：此二书“使人读之可歌可泣，有稗于世道人心者，良非浅鲜”。省图书馆藏书卡上有简短解题，并称“此本足补志乘之缺，流传极少，有保存价值”。
此外，履程与赵直夫还在袁文揆、袁文典汇编《滇南诗略》的基础上，广搜博采滇诗和宦滇诗，共得明诗188首，编为2卷；清诗696首，编为6卷。比《诗略》大有增益，嘉庆年问亦已付梓刊。行，书名为《滇南诗选》，履程自写序言，惟现今不见此书藏于何馆。
总括张履程的一生，正如地方志所称道的：“出为名吏，处为名儒”，这八个字，可谓为最好最本真的写照。
文庙巨擘 金碧壮丽：位于古城内建中路西段的文庙，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经过明、清50多次增修扩建，占地面积114亩(合7．6万平方米)，约为山东曲阜孔庙的三分之一。碑文记载：此庙“殿堂门庑，圣贤肖像，刻雕藻绘，金碧辉煌”， “遂成一大观焉”。《新纂云南通志》谓：建水文庙“规制宏敞，金碧壮丽，甲于全滇”。
文庙原有一池(泮池)、一坛(杏坛)、一圃(射圃)、二殿(大成殿、崇圣殿)、二庑(东庑、西庑)、二堂(东明伦堂、西明伦堂)、三阁(尊经阁、文星阁、文昌阁)、四门(棂星门、大成门、金声门、玉振门)、五亭(敬一亭、思乐亭、斋宿亭、东碑亭、西碑亭)、六祠(寄贤祠、仓圣祠、名宦祠、乡贤祠、节孝祠、忠义孝梯祠)、八坊(太和元气坊、礼门坊、义路坊、洙泗渊源坊、道冠古今坊、德配天地坊、圣域由兹坊、贤关近仰坊)。今除射圃、尊经阁、文星阁、敬一亭、斋宿亭不存，节孝祠、忠义孝梯词于近期拆除外，其余建筑均保存完好。
全庙纵深625米。大门前原有甬壁(俗称红照壁)，今已不存。大门“太和元气”坊，高9米，坊座上有石雕狮、象、龙、麟，顶部斗拱密集，三重檐牌楼顶。坊后为泮池，宽广40余亩。澄泓晃漾，水明于镜，焕山影倒映其中，若天造地设。回望“太和元气”坊，掉楔高悬，宫垣远映，金碧雕镂，与云影天光相辉耀于晴波中，光彩陆离，爽襟豁目。池前巍然屹立孔子圣像一尊，高3米，重625公斤，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思佳博士新近捐赠。泮池俗称学海，明成化年间开挖，中筑一小岛，建思乐亭，也称钓鳌亭，有桥有堤与东岸相连。
泮池后部筑有半月形唇台，围以石栏。唇台东西向各有“礼门”、“义路”石牌坊一座，高5米。其旁各立“官员兵民人等于此下马”石碑。内侧宫垣上嵌有“鸢飞鱼跃”四块大字石刻，相传为曹操手迹。
正后丹陛上耸立着“洙泗渊源”坊，高9米，其背面题“万世宗师”额，是对孔子道德文章的绝顶尊祟。坊座上的龙麟狮象石雕比之“太和元气”坊更为雄劲。左右垣墙上嵌有“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砖雕影壁，古朴典雅。旧志记载：泮池“澄泓如鉴，上面石台斩截，宫墙万仍，金碧交辉，宏整巨丽冠迤东西。”此处旧称“学海文澜”或“焕山倒影”，为建水古十景之一。如此规模的泮池，在全国文庙中绝元仅有。
此坊后又一院内，东西横陈着砖木结构的牌坊4座，各高10余米，俱三楹，飞甍翘檐，更臻雄健伟岸。坊表间原有碑亭6间，陈列着历代修学碑记，后亭毁，碑刻散列，任凭风雨剥蚀，现已新建东西碑廊，集中安放石碑六七十块，形成壮观的碑林。这些碑刻是研究边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绝好资料。
其后为棂星门，三开间，四根木柱穿脊而出，上嵌蟠龙青花瓷罩，别具一格。门内为一园林，左右分列文昌阁、文星阁(已毁)、名宦祠、乡贤祠，正中为杏坛。杏坛相传为孔子讲学处，原为明代天顺年间建，内置《孔圣弦诵图》石刻一尊，图刻尚属国内首见，后坛毁，图刻几经迁移。今重建杏坛，琉璃黄瓦，彩绘流丹，石柱雕龙，更胜昔日。
再后为大成门，其中有东、西庑各15楹，与主体建筑大成殿合围成一个大庭院。大成殿又称先师庙，高踞于丹墀上，琉璃黄瓦歇山顶，由28根大柱支撑，其中22根为青石巨柱，各高5米。撑持左右前檐的两根石柱，镂刻成龙腾祥云状，称“石龙抱柱”，为石雕精品。盟扇木屏门深度透雕成“六龙捧圣”、“麟吐玉书”、“三羊开泰”等动物寓意图样，各类动物百余，栩栩如生，为屏门之珍品。殿内高悬着清代自康熙至光绪历朝皇帝赞颂子L子的御题匾额8块，有康熙的“万世师表”，雍正的“生民未有”，乾隆的“与天地参”，嘉庆的“圣集大成”，道光的“圣协时中”，咸丰的“德齐峙载”，同治的“圣神天纵”，光绪的“斯文在兹”。
殿前有高3米的殿庑式古铜香炉一座，四足铸成象头形，极具地方特色。院内古树名木甚多，其中的两株古桧，相传植于元时；又有红白山茶、金桂银桂，植于明代。还有两头石雕白象，各驮以1米多高的青铜花瓶，静静地坐卧在摇曳不定的树影中，冷眼旁观往古来今的庙貌变迁。
大成殿两侧为东、西碑亭，各藏古碑一块，以西碑亭内乾隆皇帝御撰的《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记》最为珍稀，全碑通高5米，用满、汉两种文字对照书写镌刻而成。
大成殿后为祟圣祠，崇祀孔子上五代祖先。其左右分列着东明伦堂和西明伦堂，昔日为临安府学和建水州(县)学所在，培育人才甚众。西明伦堂前有榕柏共生树各一株，榕树包柏树，连理同枝，被形象地比喻为“夫妻树”。东明伦堂后有二贤祠，是乡人为祭祀明洪武年间贬谪于此，在此处讲学达十五六年之久，令临安文风大开的文人学士王奎、韩宜可二公而建。左近又有仓圣祠，祟把的是相传汉字的创造者仓颉。此外，还有曾一度迁至临安的元江府学旧址。
民国初期的《建水县地志资料》称：文庙“气象宏远，有如道之大；其结构严密，有如德之备。朴而不失之陋，华而不失之靡。宫墙美富，人其门者，一望而知为圣人居也。盖地势既极雄阔，规划尤臻周妥。旧志称‘宏整巨丽冠选东西’，洵非虚语”。1983年，建水文庙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年鉴(1986)》称：“建水文庙，是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文庙。”2001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孙铁青考察建水文庙后，题诗一首：
一泓碧水荡文澜，学海无涯舟往还。
四化于今待苦渡，大同犹赖敬先贤。
原国家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考察古城建水后，作《临安颂》诗8首，其一为《元代文庙》：
革囊飞跨统中华，尚武崇文立国家。
创庙弘儒兴教化，年逾七百发新花。
长虹渴饮 桥名双龙：古城西3公里的水打营村头，屹立着一座庞然的连拱大石桥，泸江、塌冲两河在此交汇，两河盘曲如蜿蜒而来的双龙，因名双龙桥。又因桥孔多达十七之数，当地人都称之为十七孔桥。此桥与北京颐和园内的十七孔桥比翼齐名，同为闪耀南北的多孔厚墩连拱石桥双星，而双龙桥因多了灿然夺目的。桥上建筑更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清乾隆年间，这里只有泸江一河流淌而过，原有的木桥常被洪水冲毁，便开始改建为3孔石拱桥，长36．7米，高9米，宽4．3米。当中一拱净跨6．5米，左右两拱净跨5．8米，完全是一座独立的桥梁。由于泸江是建水坝子的主干河道，夏季水势汹涌，建造时桥墩的分水尖竞长达6．1米，如此坚实的桥墩在国内古桥中亦属少见。
其后的数十年间，数次暴雨成灾，山洪陡涨，西南方的塌冲河决堤，在万顷田中别开一河，直向离此桥不远的水打营奔来，水打营受灾最重，村名也由此而来。塌冲河改道至此桥旁，汇人沪江河，从而使河面增宽了三四倍，原建的三孔石桥被孤零零地遗弃在新河的岸边，行人无法从桥上过往。
于是，当地居民只得在石桥另一端架以木板桥。然而，每当洪水来临，便“徒杠舆梁，旋成旋败，行者苦之”(《重建双龙桥楼阁序》)。
道光初年，乡绅李正应、郭廷义等倡议，由个旧炉号捐资新建石桥14孔，与原有的3孔雁齿连接，共为17孔，全长148米。以两水所交汇，又是两桥连体，取名双龙桥。续建的14孔，桥面宽仅有3米，比原建的窄了1．3米；桥墩分水尖也只有2．6米，比原建的短3．5米。惟正中一孔用巨石砌成南北长16米，东西宽9米，高10米的台墩，其上建一大阁，其下仍留过水的孔洞，净跨5．7米，其余13孔净跨4．6米。碑记称：“桥上建有飞阁三座，中间一阁层累为二，高接云霄。更加左右两阁，互相辉映，巍巍乎西望大观也!”
好景不长，才到咸丰六年(1856)，突遭战火，三阁尽化灰烬，所幸桥梁无惹。乡里人士有修复的愿望，但因耗资甚巨，只得望桥兴叹。直至光绪十九年(1893)，乡绅们才商定，凡西庄人在个旧经商开矿的，都要按锡块、厂尖抽丰积银，以作修桥费用，并公推绅绅耆郭永萌、蒋铭忠等承办此事。这时节正值个旧采矿业兴旺发达之秋，历时四年共积得白银3000多两。乡人们高兴地说：“有了这等物件，再造楼阁不愁不辉煌，可以告慰昔贤了!”
再建的楼阁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兴工，历时两个春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九月落成。最后结算，用银达5000多两。仍按旧制，建为三阁。中间的大阁改为坊式，层垒为三，比旧有增高一层，底层为人马通道。琉璃黄瓦，歇山顶，高接云霄。其造型独特处在于：顶层分隔成小屋三楹，一大二小，呈“山”字形排列，屋顶也分解成“品”字形的3个小歇山顶。二楼也因势隆起4个歇山小顶。于是，整座大阁便形成3重檐47脊歇山顶，俨然“阁上有阁屋上屋，冠上有冠顶上顶，层层叠叠叠层层，叠叠层层层叠叠”的壮丽景观。楼内四面开轩，漏窗屏门镂刻着“三顾茅庐”、“八仙过海”等故事传说，以及花卉、鸟兽、游龙等形象，耐人观赏。
登临其上，凭窗远眺，山光野色，万顷田畴，尽收眼底。桥南北两端建双层八角攒尖顶桥亭各一座，高13米，玲珑秀丽，造型美观，与大阁互相辉映，更增加了桥梁的外在艺术美感。可惜的是，护国战争中拥袁势力在滇南发动叛乱，纠集土匪武装攻打建水城，叛军溃逃时肆意焚毁了北端桥亭。
远望双龙桥，杰阁崔巍，据牙高啄，飞甍流丹，画栋雕梁，“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似巨型船舶出航在“惠历”古海中，如天上宫阙陨落于烟火凡尘间。真是：形胜甲南天，古今一名桥!我国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曾在《仪态万千的我国古代桥梁》一文里，将云南建水双龙桥列入全国最著名的10余座古桥代表作之中。又在他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这本巨著中，设专目介绍了建水双龙桥和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并配有6幅插图多侧面展示双龙桥的雄姿。
面对如此壮丽的桥梁，人们不禁会问，造桥工匠姓甚名谁?造桥工匠虽未留下名字，“建阁梓匠沈庆元、吴永全”却刻在碑文里，这是诸多碑记所不多见的。原国家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考察双龙桥后，欣然命笔咏诗一首：
泸江塌水锁双龙，十七环联不朽工。
三座楼亭穷碧落，超群技艺冠南中。
文笔古塔 峭拔伟岸：建水，原来也是古塔荟萃之地。据地方志记载，在仅有260平方公里的建水坝子里，就曾矗立着5座古塔。其中元代建在城内3座，有两座建于指林寺内，已毁；清代建于坝子边缘的山头上有两座，比较高大挺拔，其一名天柱塔，建在城东10公里的颜洞山顶，费时颇久，康熙年间只完成塔基。一层，道光三年(1823)才最终建成，高十三丈余，楼阁式空心石塔，沿梯级可直登其顶，状似西安大雁塔，省内外亦甚闻名。清人王万龄有《东山塔》一诗：“万丈云梯塔，高标标耸天宫。直登绝顶上，一览万象空。”可惜解放前已毁。
现存的两座塔，一座叫祟文塔，在城内朝阳楼。左近的玉皇阁后院内，始建于元，明代重修，清嘉庆年间被暴风雨损毁，道光十一年(1831)再建。塔高20米，正方形，为17级砖砌密檐式佛塔。底层为白石须弥座，向上逐层收缩。每檐四面各有一小龛，内置佛像。顶部饰有宝顶和风铃。与东城楼互相辉映，蔚为壮观。
最值得称道的，要数城西南4公里拜佛山顶的文笔塔。虽然仅建于道光八年(1828)，但是却以它独特的造型，吸引了远近的游客和文物考古专家。塔高31．4米，呈八面体，青石垒砌而成，实心，通体无檐，亦无装饰，只可分为塔基、塔体和塔顶3个部分。塔基周长与塔高相等，由底向上逐渐收缩。顶部较小，长条状，似笔头。远眺犹如一支倒立的巨笔，以青天为纸，饱蘸泸江河水，正欲挥洒书写；又似一支凌空兀立的火箭，只待一触电钮，即向茫茫宇宙腾空而上。它的造型跟佛塔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倒很像现代的纪念碑。此塔所在地虽叫拜佛山，然而整座山上并无一座寺庙，也从来没有善男信女到此朝山拜佛，山名显然是后人附会叫出来的。原来这座塔和已倒塌的天柱塔同属于风水塔，压根儿同佛教没有关系。旧地方志对天柱塔有这样的记载：“形家谓兹山为临郡良位，嫌于低陷，宜建塔以补之。”就是说，建这塔是为求地灵人杰、关风锁水，有“扶正风水”之用。古代传统观念认为，哪里风水好，哪里就出达官显贵。与天柱塔几乎同期建成的文笔塔，也是这样，顾名思义，就有“重教兴文”、“修文偃武”的意思，1993年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国家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考察了这座塔后，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塔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形式奇特，其他地方没有”。
还为之赋诗一首：
精工巧构擎天表，文笔为名形制殊。
不似浮屠胜浮屠，中华宝塔古今无。
龙盘虎踞 纳楼司署：从古城驱车南行约50公里，来到红河北岸莽莽丛山间的一个小山巅，这里坐落着一个彝族聚居的山寨——回新村，就是古代赫赫有名的西南三大彝族土司之一的纳楼茶甸副长官司所在地，简称纳楼司署。
纳楼土司历史悠久，早在唐宋之际的后晋天福元年(936)，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借助东爨三十七部兵力，推翻杨干贞政权，建立大理国时，纳楼部就是三十七部之一。元代为纳楼茶甸千户，后分为两个千户，隶临安元江等处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平定云南，纳楼茶甸土官普少缴历代印符归顺，明朝廷授其为纳楼茶甸世袭长官司副长官。普少进京朝贡，皇帝赠诰敕冠带印符，传十世至普延兴，于崇祯年间伙同阿迷土酋普名声叛乱而死。其子普率年仅8岁，另一土司沙定洲企图谋害他，幸得其母禄氏领他躲避于元江，而得免于难。清军入滇后，普率归附，仍授予纳楼茶甸副长官职，赴京朝贡，亦获诰敕冠带。
纳楼司由于境域辽阔、实力雄厚，成为临安府九土司之首。《临安府志》记载：“其地东至黑江交趾界六百里，南至元江直隶州界四百里，西至石屏州云台界一百里，北至府城南关纸房铺界八十里，幅员广矣!顾其间，山峻林深，水多瘴病，隆冬亦如五月，三秋尚带烟岚。”可见，纳楼土司曾经是一个地跨红河两岸，南部直与安南(交趾)接壤，在边疆地区声威显赫、不可一世的封建领主“小朝廷”。
司署曾悬有两副对联，其一是：
九重锡命传金碧；五马开基自汉唐。
“九重锡命”即“九锡” (古“锡”字作赐予解)，为古代帝王赐给诸侯、大臣的九种器物，有车马、衣服、乐器、朱户、弓矢、铁钱等，象征着赋予一定的权力。“五马开基”的“五马”，指汉代太守乘坐的车用五匹马驾辕，后作为太守的代称，明清时也称知府为太守，大约其职位相当于土知府。但汉唐史书上不见封其祖先的记载，显然是其后人为光耀门庭而夸张的说法。
另外一副对联是：
承国恩化洽三江茶甸；奉圣谕钦赐八里纳楼。
“三江”，指其领地范围包括礼社江(即红河)、李仙江和藤条江。“里”为明清时的基层行政组织，“八里”相当于今天的八个乡镇。当时共有村寨108个。土司署原设于府城南40余公里的官厅(今建水县官厅乡)，建有土城，高丈余，立三门。土司署拥有武装和监狱，对土民(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现存清代“临安府纳楼茶甸世袭长官司普关防”一枚，为铜质长方形印，印文为篆字。
光绪九年(1883)，老土司普永年死，其子普卫邦亦天折，族人争袭土司职位而发生仇杀，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唐炯奏准朝廷，将纳楼司一分为四，由普氏家族的四个支系承袭，各管两个里：长舍管乐善、永顺二里；二舍管安正、崇道二里；三舍管复盛、敦厚二里；四舍管太和、钦崇二里。各盖一所衙署，总的还冠以“纳楼司署”的名称。这样，使之各得其所，相安不争，又削弱了土司势力，有利于清朝统治者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四个土舍中，以驻官厅的三舍普应元年纪最长，辈分最高。
民国初年(1912)，纳楼四舍仍被委以土司职位。民国5年(1916)，三舍普应元因拥护袁世凯称帝，参与叛乱围攻建水城，被平息后革除土司职位，抄没家产，从此没落，其辖地改设建水县佐管理。官厅的司署宅邮后来因年久失修，几尽倒塌。
现存回新村的纳楼司署，因建造于清末，气势雄伟，保存仍较完好。回新村为长舍普国泰的宅邸，民国2年(1913)曾授以“临安县纳楼乐善永顺二里及江外三猛地方土司印”一枚。两年后，因二舍安正、祟道二里土知州普安邦赴粤，其职由普国泰代理，又因新改的县名与浙江的临安县重名，仍改称旧名，因而另授予“建水县纳楼乐善永顺二里及江外三猛地方兼理崇道安正二里土知州”衔。
司署雄踞于回新村最高点，占地2895平方米，以大门、前厅、正厅、后院为中轴线，由南往北一字排列，厢房、耳房、书斋、客堂左右对称，形成三进四合院落，共有大小房舍70余间。
大门坊式，三楹，檐角飞翘，耸立于十余级台阶上，悬挂“纳楼司署”巨匾一块。大门左右两边各有高三层的碉堡一座，碉堡下层为与外界相连的出入通道。门前有长10余米，高6米的大照壁相掩护，其间有宽敞的操练土司兵的演兵场。整座衙署均筑以高大墙垣，后院两端还有碉堡两座，显得壁垒森严，气势雄伟，易守难攻，俨然一座古城堡。前院为办事楼房。正厅为公署大堂，高大宽敞，土司宝座雕工精美，三条金龙腾飞于云山雾海之上，两只雄鹰展翅欲飞，象征着土司权力的威严。后院楼房为土司家人居室。书斋、客厅、花园错落有致；门窗格扇，精巧玲珑。
整座建筑布局谨严，层层递进，是彝汉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1991年6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建水考察组的著名古建筑和文物专家郑孝曼、孙，铁青、罗哲文、丹彤等专程赴回新村考察，对这座“反映土司制度，保存完整，国内罕见的土司衙门”赞不绝口，给予高度评价。罗哲文还赋诗一首：
纳楼司署踞高岗，俯览红河长又长。
封建而今随逝水，但留形胜壮南疆。
1993年，回新纳楼司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云龙山寺 高阁凌虚：云龙山，蜿蜒耸立于建水城北20公里，海拔高2100多米，山巅云雾缭绕，山似游龙入云状，故而得名。
《临安府志》记载：此山“岗岭绵豆，上多古刹精舍，选题而登，清幽绝俗，为一郡之胜”。山中寺观原有四天门、十二瑶台、一城一洞之多。现在由建(水)通(海)公路上的钱家湾入山，沿溪谷间的石坎逶迤而上，过一天门，登二天门，依次罗列有兴圣寺、观音殿、华严界、准提阁。左右参差排列着一佛宫、紫极宫、般若台、幻隐室、萃隐庵。斗折而上为三天门，有紫金城。紫金城正中为宏大的殿堂建筑——真武官，两庆、前后殿堂依次紧相连接，组合成一套环绕真武官的正方形城郭建筑。紫金城后又有四天门，开化寺、云窝寺错落在葱郁的林木间。昔时山寺周围“林木菇郁，溪水鸣环，桃花夹涧”，松声鸟语，晨钟暮鼓，清心悦耳。登临其间，“随步换形，引人人胜，洵世外之幽栖、寰中之胜景”。此外，还有一洞名始基洞，是明代万历年间云龙山的开山祖师圆相和尚修行趺坐之处，栖洞三载，募化得一笔钱财，开始修建第一座寺庙——兴圣寺，距今已有400多年了。
云龙山寺的大规模修建，是在清康熙年间。二天门的主要建筑真武官、紫金城，就是这个时候的杰作。“遂尔登龙首，遥天入绛楼”，“飞阁凭虚最出群”，“凌霄大阁小群峦”，从这些古人的诗句中，足见真武官的磅碍气势。这是一座300多年前的建筑，规模宏敞，四周有回廊。宫内供奉着真武大帝的铜像，大小跟真人仿佛。两旁有“八仙过海”、“嫦娥奔月”水墨壁画，以及一些书法家挥写于壁上的诗文。宫前有铜香炉一座，高五尺余。有铜钟两口，一巨一细，最大的那口钟上铸有“大清康熙三十年岁次辛未季春吉旦造，四川分巡川东道按察司副使黄明铸，重三千二百斤”等字样，为滇南最大的洪钟。据说整个山寺内原有大小铜佛200余尊，今仅存大者9尊，除道教的“太乙救苦天尊造像”等以外，也有佛教的“阿弥陀佛”像，也有儒家的周公像等，是研究滇南佛、道、儒三教相容历史的最佳场所。现在，佛教协会在紫金城的东、西庑新塑500罗汉像。
紫金城外有东、西碑室，内立“屃负丰碑”两座。屃，是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形似龟，力大，好负重，因而碑座雕凿成巨屃状。屃身上驮着高达3．5米的巨型石碑。一碑铭刻着《鼎建云龙山真武官碑记》，由中宪大夫知临安府事黄明撰并书。最稀奇的是，碑的一侧刻着一行小字：“此碑获于城西南隅，雇人夫七百名，用缱引七天，引程七十里至山。碑座得于本山东北方。刊此以志。”可见这一工程之艰巨。另一碑稍小，注明雇人夫500名，缱引5天，才至山。
自清代以至民国，云龙山寺成为滇南的名山胜景之一。据说香火最盛时，共有僧尼七八十人，远近州县的人每年都要定期徒步至此朝拜。历来文人墨客常邀约前来游览，留下的诗文较多。临安知府王文治就有一首《游云龙山》诗：
万山深处憩征鞍，山翠重重枕上看。
鸟语一声春乍晓，蟾辉永夜梦犹寒。
楼居便有仙家意，云卧方知世界宽。
欲向临岐几回首，簿书丛里脱身难。
学政考棚 国内罕存：古城内建中路中段，有一所保存完好的学政考棚，也称督学考场，是科举制度时代滇南片的地方考试场所。
中国教育史上，考试曾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至明清。
明代立国之初，皇帝即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而凡欲参加科举以取得官职的，必先从学校取得生员的资格；而欲进学校成为生员，就必先通过地方考试——院试。院试，就是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提督学政主持的考试，因学政又称学院，因而叫院试。院试的考试程序是：考生先后参加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录取后再参加由中央派往各省的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录取者即成为所在地县学(州学或府学)的生员，初入学的称附学生员，逐步升为增广生员和廪膳生员，统称为秀才。凡取得秀才资格的就可以不出公差和免纳田粮。秀才每年由学政考试一次，叫做“岁考”，其作用是督促学习。在大比之年的前一年，由学政主持举行“科考”。府、州、县学的生员经过科考成绩列为头等、二等和三等的前3名的，准予参加次年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乡试录取者称举人，才得参加京城举行的“会试”和“殿试”，才有成为进士的可能。所以，院试是 生员想取得功名所必须跨越的一道重要台阶。它是按地域分片由几个府联合举行的定点考试，所以叫地方考试。滇南片的考棚就设在临安府城，届时集中临安、元江、开化(今文山)、普洱四府的生员统考。
雍正《临安府志》记载：“提督学院考棚，临安、元江、开化、普洱四府共一调，旧在府城西北兵备道署。康熙三十二年知州张鼎昌详准督学道将州署互易。”200年后，屋宇腐朽，于光绪初年(1875)重建。但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考棚也就完成历史使命，改作他用，因而也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
考棚坐北朝南，与天君庙相毗连，其后为武侯词。面阔40余米，纵深150余米，占地6000平方米，以甬道为中轴线严格对称，成六进院布局，结构谨严，给人以层层奋进之感。一进有鼓厅和号门，房舍10余间供外地考生住宿和圈马；二进为管理人员办事处；三进较宽敞，正中有座堂，东西各设文场9楹，文场即考场，原来考生的号桌以木板搭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知府张玉树重修东西文场号席，以石易木；四进、五进较窄，分别向左右延伸，设有书房和厨房；六进为学政公署。
1991年古建筑和文物专家郑孝曼、孙铁青、罗哲文来建水考察后，认为“保存如此完好的学政考棚，国内已属罕见”。1993年，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亚洲巨穴 燕子溶洞：由古城驱车沿国道323线东行30公里，到面甸镇马王庄下，便是遐迩闻名的著名岩溶风景名胜、颜洞的姊妹洞——燕子洞。洞在公路下方泸江流经的一处山间盲谷里，为蓊郁的林木所遮蔽，周围石芽丛生，石骨嶙峋。古人有诗这样描述洞口的风光：“到山不知门何处，洞口白云自吞吐。梵宫隐约云树合，拨尽密蒙得廊庑。”由于长久藏在深山人未识，直到清乾隆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建水人、进士傅为詝归里期间，才首倡开发燕子洞。他在《修燕子洞引》一文中说：“吾尝游览燕、韩、赵、魏、齐、鲁、吴、越、楚、黔诸胜，爱金山之雄壮，西湖之幽秀，飞云洞之奇辟，巴陵峡之宏肆。而吾临燕子洞者，去城东四十里，潜伏万山中，水纳众壑之朝宗，山跨两州之界限，学士大夫、骚人达士足迹罕到。以故名弗列于舆图，奇弗闻于天下，不获与九州名胜争雄，千古韬光敛迹于深林巨谷，龙蛇之与处，虎兕之与游，诚可惜也!”难怪明末著名的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游颜洞后，与它擦肩而过，竟无缘跟它谋面，不然定会留下游燕子洞的名篇传世，因为燕子洞比颜洞更为壮观更为雄奇。
如今洞口已改弦更张，景色焕然一新。紧挨公路的入口处，修起了东、西两道大门，铺设了进山的道路，洞口辟成花园，广植花木。洞上建造起高低错落的爬山长廊，架起钢索吊桥，未入洞即令人心旷神怡，目爽气舒。
燕子洞也跟颜洞相似，是一组巨大的溶洞群。在长达3公里的山谷间，隐现着前、中、后3个大洞，泸江河潜藏其间，伏流亦3公里。但是主洞连支洞，洞洞相接，总长约10公里。
前洞一分为二，恰似两扇张开的巨大蚌壳，一上一下，一浅一深，一明一暗，一干一湿。从人洞的通道拾级而下，先抵达旱洞。旱洞是一座天生桥式的巨大穹隆，两面透光，状似大厅，可容千人。洞壁高10余丈，上面密布着许多摩崖石刻，有乾隆四年(1739)建水知州夏治源的“月宫桥”，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云贵总督富纲的“灵谷涵春”，还有“胜景无双”、“境绝人寰”、“洞锁三天”等。另有不少碑刻和楹联，给古洞增添了无尽的诗情画意。厅内原有一座三层的木阁楼，楼间一树穿堂而过，称：一箭穿三楼”。今楼已毁而树犹存。
由洞厅左侧沿石级而上，穿一石巷道，稍觉暗淡，随即进入一间石屋，内有石帐、石幔、石床，铸有送子观音铜像，称观音殿。出石屋又可见天，是这个大弯窿的第三个孔道，加上穹窿两边的两重天，大约这就是“洞锁三天”的含意了吧?石殿下临绝壁，原有木栈道与左方倚危壁修建的吊脚楼相通。栈道高10余丈，下临滚滚泸江洪波，其间仅有一根细圆木柱支撑在突兀的岩石上，犹如吊篮累卵，发发可危，古人有诗云：“旁入又开天一线，岩悬普陀临江渚。滚滚风波咽月窟，坐看绝壁撑砥柱。”可见奇险之极。因年代久远，栈道枯朽，现已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的“高空游廊”。凭廊下望，绝壁深渊，洪波涌起，仍令人目眩。
“高空游廊”对面山崖下方，又有一个巨大的溶洞，就是水洞。洞高50余米，宽30余米，仰望洞顶，当心身翻帽掉。面对如此巨大的洞窟，使人觉得自己仿佛只是一颗细小的沙砾。洞顶钟乳悬垂如帘，似一根根倒生的玉笋，又像万把钢锥将要直刺而下，更如密麻丛列的潜龙巨牙利齿。这些巨齿之上，错落地悬挂着数十块木匾，是昔日善男信女们为祈求神灵保佑，请当地村民冒险挂上去的。如今改悬书法名师的题匾，有楚图南书的“燕子洞”，有欧阳中石书的“亚洲第一溶洞”等等，在幽暗的钟乳石和岩壁上，栖息着数十万只白腰雨燕。每年立春之后，雨燕们由南洋一带迁飞而来，在这里筑巢产子，繁衍后代。立秋后又携儿带女迁飞回去，远渡重洋，年年乐此不疲，十分辛劳。群燕翻飞，如万箭齐发，呢喃之声和由洞腔引起共鸣的流水声，如雷霞贯耳，经久不绝。古人有“百万燕呼肥水战，一条浪吼浙江潮”的诗句，是水声燕声振聋发馈的绝好比喻。然而，近年为开发旅游业，在洞内1公里处筑堤拦水，便于行船，已听不到流水的轰鸣，而燕声依然聒噪如故。现在，于此可以观赏触目惊心的攀岩悬匠和采燕窝的绝技表演，这在国内诸多洞穴中绝无仅有。所产燕窝为传统滋补佳品。
洞口陡峭的石壁上，生长着一些小树，俱扎根于石缝中，枝干虬劲，婆婆摇曳，疏影横斜，让人惊叹它们的生命力如此刚毅顽强。就在洞顶石笋悬匾处正上方，有一处岩石的纹理就像一只大手，五指卷曲可辨，手前的石笋上恰有一株小树长在其间，似乎一伸手就可采摘到枝叶，是一奇观，古有“仙掌摘桂”之称，并有诗云：“岩高仙掌攀丹桂，殿外小楼起半空”；“岩间现出拈花手，桂折蟾宫香满轮。”
水洞内暗黑幽深，非燃炬架桥不能人，昔日人们视为畏途，现已开辟出1．5公里的水陆游览复线，彩灯广布，龙舟游弋，入内可观赏“龙泉探幽”、“天街撷美”、“梦幻世界”三个景区。其内钟乳石奇形异状，似人似兽，如莲如盖，有“琼瑶仙宫”、“双象啜饮”、“傣女出浴”、“天鹅戏蟾”、“南极仙翁”等，更有高达30多米的龙宫“镇海神针”和宽广约1．3万平方米的“廖阔地厅”，互相比美辉映。
中外洞穴专家考察后，赞誉纷纷。保加利亚洞穴协会主席庞•贝龙题词称赞燕子洞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壮观、最大的洞穴之一”，因它具有“河流、燕子和巨大空间”这三个特点，因而“在世界级的溶洞群中也是突出的”。
朱德委员长早在辛亥革命后，任滇军营长驻军建水南校场期间，就游历过燕子洞。1962年6月9日，委员长来滇南视察，路过此洞，停车再游，兴致盎然，离去后作《燕子洞》诗一首：
满岩燕子窝，燕儿舞婆婆。
春来秋去也，唯尔子孙多。
游客题诗话，农夫禁网罗。
洞内新天地，贯通建水河。
二十公里远，开远露伏波。
前曾为匪窟，肃匪动干戈。
道人称百岁，香客信无讹。
临安风景地，避暑气温和。 |
